万羽：“君子之喻”在两宋审美流变中的转换

“君子之喻”在两宋审美流变中的转换

万羽  硕士  西北大学

摘   要：梅花被视为宋代的国花,   但就象征意义而言,南宋梅花的“君子之喻”和北宋松木的“君子之喻”一脉相承。松木自先秦起就是国家栋梁的代表符号,贴合北宋文人的审美意识,有“君子树”之称。随着宋室向南方地域的转移、南宋文人审美标准的变化,梅花在文人创作中逐渐取代松木,成为“君子”的代表。松木的“栋梁之才”与梅实的“和羹之用”对应,于实用价值上衍生出“治世”的文化寓意,对它们的君子内涵提供了支撑。梅花与松木“君子之喻”的差异,体现了两宋文人社会生活环境的差异,   “君子之喻”从松木向梅花的过渡,是时代的大势所趋。

君子文化唯一标识

关键词：“君子之喻”；松木；梅花；两宋审美

       罗联添在《从两个观点试释唐宋文化精神的差异》中认为，唐宋不同的文化个性决定了唐人和宋人在花卉欣赏上的选择。刘培在《牡丹梅花之地位升降与宋代政教精神的嬗变》中指出：“南宋以来，牡丹虽然仍地位尊贵，但已经逐渐褪去了光彩，代之而起的是梅花。”[1]毕竟“牡丹不像梅和菊，它除了对人感官的吸引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值得推荐的品质；牡丹是诱人的女子，而非高尚坚忍的君子”[2]。宋代共有松木赋12 篇、梅花赋 28 篇，松木赋主要创作于北宋，南宋中期梅花赋大兴。而自梅花在南宋初期完成“去女性化”书写后，松木赋中君子品格书写就转移到梅花赋，梅花代替松木成为君子意象的代表。因此，可以说南宋梅花赋的“君子之喻”实由北宋松木赋过渡而来。

一、松木“君子树”美誉的由来

       不同于梅花在南宋才确立文化意蕴，松木自先秦起就是国家栋梁的代表符号。松木是夏朝的社树，直接与国家社稷相连：“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3]《诗经 ·商颂 ·殷武》篇直接指出松有登高、通天之用，象征着王权的安稳：“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4]孔子的岁寒之说更使松成为几千年来儒生砥砺自身节操的精神追捧，荀子更直接将松与君子关联：“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5] ，奠定了松木书写庄重严肃的基调。

松在北宋有“君子树”之称[1]，深受北宋文人的喜爱和敬仰。《邵氏闻见后录》记载洛阳松岛：“松、柏、棕、杉、桧、栝，皆美木，洛阳独爱栝而敬松。”[6]《洛阳名园记》也指出：“而洛阳独以其松名。”[7]北宋文人之所以喜爱松，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松木具有如下审美特征。

       第一，高大和正直。这是松树外形最直接的体现，也是松木能够与国家栋梁相关联的最关键要素之一。秦始皇以“五大夫”封松，此后松木便被冠以“苍髯大夫”之名，这是结合了其高大正直的外形特点而形成的。《容斋随笔》记载松木：“ 自伯兄山居手移稚松数十本， 其高仅四五寸，植之云壑石上，拥土以为固，不能保其必活也。过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干霄之势。”[8]256文同《松赋》：“度众木而特起兮，有高松之可观。”[9]3018

       第二，力量和奇崛。松木的力量感和其形状的奇崛是宋代描写松木区别于前代最明显的特点，王曾《矮松赋》刻画松木的形状：“枝拥阏兮横亘，根蹙缩兮盘纡……远而望之，蔚兮若搏鹏之出沧海；迫而察之，黕兮若方舆之承宝盖。”[9]2850  文同《松赋》亦是：“险穴聚乎魑魅兮，阴蘖藏乎霹雳。蒙烟雾之洒润兮，傲冰霜之惨戚。”[9]3018崔敦礼《种松赋》中之松：“乃若松之茂也，干排风雷，根裂崖石，鳞蹙百丈，髯苍千尺。其柯参天则鸾凤栖其巅，其肪入地则龙蛇伏其窟。”[10]“缩”“聚”“裂”“蹙”皆为极有力量的动词，以此形容松木的生长形貌，彰显着北宋士人不俗的审美追求，可谓奇伟瑰丽。

       第三，常青和茂盛。松木被赋家称赞最多的是它不改柯易叶的生理习性，李廌《松菊堂赋》言及松木“松于斯时，充茂蕃滋，众奄奄兮早凋，独青青兮自持。柯叶缔固，贯时无易”[9]3285，郑獬《小松赋》以险恶的环境突出松木的贞坚：“北风号空，大雪飞注。长林高木兮，或亦为之摧仆。虽鸿鹄之健飞兮，翅粘冰而不度。独寒松蓊然兮，郁苍崖而自固。”[9]3068  由此折射出松木不因为外物的干扰、外界的艰难而变动自己意志的品格。

       第四，苍劲和凛然。宗泽《抚松堂赋》：“偃高盖以鸣风，盘深柢而切天。却挥斤于睥睨，疑化石而顽坚。”[9]3303松的偃盖之状是北宋中期以来极为流行的审美，《墨客挥犀》专门记载《偃盖松》的培育方法：“苏伯材奉议云：‘凡欲松偃盖，极不难。栽时当去松中大根，惟留四旁须根，则无不偃盖。’”[11]338陈正敏《遁斋闲览》动植卷也有北宋“种松如偃盖”[12]之说，其时流行程度可见一斑。松树枝叶如伞如盖，是北宋人进取精神和生命张力的体现。

       第五，栋梁之才：邦国大厦的支撑。松木在实际用途中作用甚广，苏轼《记松》：“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13] ，指出松木几乎每一部分都可以有用于世，而松木之所为被誉为“邦国大厦的支撑”，得益于它是“栋梁之才”。王安石《松赋》论之：规近效,  弃远功,玩华而不务本,  世俗之常也。圣人反之,所以宾有天下,久而弥固。予作松赋,是之取尔。赋曰：子虚先生,宅心无何,手栽万松,老于山阿。伊松也,天输其功,地肆其封。殖质参差,交阴龙茸。深不待培,   已盘洪泉；高不得秋,   已摩苍穹。四时郁葱,   旦暮玲珑。太山不得敛其云,八门不得收其风。百状千态,殚奇尽怪,虽伐楚越之竹以赋云,犹将无穷。乃有贵介公子,盘游戾止,  眷然顾之,意不自喜。诘先生曰：“吾有武溪灵桃,  房陵甘李,越仙之杏,梁侯之柿。缥叶缃核,丹葩素蕊。或同心而并蒂,或合欢而连理。殊名诡号,究奢极侈。至若春畀其华,露予之滋,斗媚竟妍,夭夭猗猗。差可以缔暂欢、销积悲,  摅发太和,逢迎茂时。愿献其种,使先生植之。恶用焦其心思,   癯其体肌,以事此离诡轮困之姿哉？”先生久之,忻然而嘻曰：“予怀黄金、飞翠纟委,宜若知眇万物,    心穷无涯,夫岂较然易知而未之思！子谓春畀其华,露予之滋,斗媚竞研,夭夭猗猗, 盍曰仰春以华,春有时而归；恃露以滋,露有时而唏。狂风烈雨,有时而遇之。零西坠东,吾昨与期。姑视吾松,天姿鬖脽。沆瀣宵零,不为之滋；苍精调元,不为之革。朔雪袤丈,不改其节目；东坑为陵,不迁其根牙。尚安肯含朽抱蠹,荣朝瘁暮,取织人之光夸哉！”公子抚然为间自谒去,掉金剃,鸣玉珂。先生弗为礼,反据松为歌,曰：“植尔本根,蟠崖锢泉。茂尔枝叶,陵云蔽天。俾尔强而坚,千百万斯年。”[9]3048

       作者以传统大赋的讽喻精神和对话手法描摹了松木傲立天地之间、挺拔百万斯年的形象，突出松木“不为”“不改”“不迁”的傲骨和代代相传的气节，反映了北宋文官政治下传统儒家“君子”“丈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与志向。北宋松木赋无一不体现着作者的用世之心和对松木的敬畏。

       另外，松、竹有很多相似之处， 自先秦始就开始被并称，如《礼记 ·礼器第十》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14]但考察宋代相关赋作发现：竹赋书写整体偏向隐逸思想，松赋集中表达入世之愿；竹赋书写自得情怀，松赋表达坚韧之心。究其原因则在于松木高大的外形和在房屋建设中“梁柱”的作用奠定了它在政治寓意上的有为和进取。

       总体而言，松木代表了北宋时期中华民族对作为国家栋梁的“君子”概念非常健全的美学理想。

做君子小麻花

二、梅花“地位”的移动与上升

       梅花贴合了南宋的审美文化[15]。梅在上古通“枏”，《说文解字》认为梅就是结果的枏树：“枏 ，梅也。”“梅，枏也，可食。”[16]梅在《太平御览》中隶属果部，北宋初期吴淑《事类赋注》以松为草木部，梅为果部。可见此时在国家认同的意识体系和正式文体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梅子的食用价值，且吴淑《松赋》重在对松木品格的歌颂，其注多出经史，北宋时期松木的地位是《梅赋》远远不能比及的[17]。随着宋室南渡，地域的转移使梅花得到了更多关注。刘辰翁《梅轩记》指出：“故梅尤盛于南，而号之者皆南人也。是其盛也地也，号之者亦地也。”[18]154洪迈《夷坚支景》记载：“绍兴三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阳县治东齐，梅花盛开。  岭外梅着花固早于江浙，然亦须至冬时乃有之，邑人甚以为异。”[19]大量关于梅花的著录成于南宋时期。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范成大的《梅谱》是最早的梅花专著。成书于理宗宝庆元年（1225）前后的陈咏《全芳备祖》，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学辞典，该书将梅花置于花部第一，说明南宋时期梅花地位的上升。

       随着社会审美的变化，“君子意象”也从松木转移到梅花。总体而言，南宋文人对于梅花的审美普遍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高雅和清幽。南宋时期的梅花赋不再单纯描写梅花，而关注梅花月、雪交映的场景，体现梅花淑淡孤独的美感。谢逸《雪后折梅赋》描写雪夜赏梅的情调：“徐披衣而启户，飞雪花之如席。眺溪上之寒梅，亘千林于一色。”[9]3310杨万里《梅花赋》：“已有月漏微明，雪飞满空。杨子欣然而叹曰：‘举世皆浊，腾六独清；举世皆暗，望舒独明。’”[9]3547作者化用屈原的《离骚》，极写心中梅花的清而不污、明而不垢。舒邦佐《雪岸聚梅发赋》：“欲成三绝，请素娥临静夜之中……大抵有雪无梅，冷落太甚；有梅无雪，精神未充。”[9]3665绍熙五年（1194）张镃不满时人的鄙俗，作《梅品》以倡导高雅的赏梅方式。这些表述皆是南宋文人的审美意识向高端化转型的体现。

       第二，气韵和格调。作为中国传统美学意识的风韵气度，“不是一个元素，而是一种余蕴。 它的生成也在象外、意外、言外”[20] 。唐庚于政和年间贬谪惠州作《惜梅赋》，将梅花的韵致  与精神关联。南宋李纲《梅花赋》则明确提出：“惟标格之独高，故众美之咸具。下视群芳，不足比数。桃李逊嫮，梨杏推妍，玫瑰包羞，芍药厚颜。相彼百花，孰敢争先？”[9]3374  之后  南宋的梅花赋几乎都突出描写梅花的格调：有些直接在赋文中点明，如《和倪梅村梅花赋》“俾孤山之美人兮，得以树夫高致”[9]3796；有些则如姚勉《梅花赋》，虽不言明，但塑造“微风天落，暗有清馥。幽闲淡雅，照水横竹”[9]3806的境界。

       第三，瘦劲和纤细。梅花的开放不以簇聚，枝叶不显茂盛，而是呈现疏落、横参、枯干的样貌，尤为宋人钟爱。《容斋随笔》记载：“今人梅花诗词，多用‘参横’字。”[8]132可见瘦劲纤细之美在梅花文学领域的流行。程杰指出，宋代之前的咏梅模式集中体现“色与香对”，自林逋咏梅之后，梅枝受到重视[21] 。李纲笔下的梅花：“尔乃结根盘据，擢干横斜。发青枝于宿蘖，未绿蕊而先葩……藟方苞而露重，梢半袅而云深。”[9]3374梅的根和枝以不俗的姿态积极“ 向阳”生长。仲皎《梅花赋》“试攀鹤膝之斜朵，缓举蜂腰之快剪”[22]313，虽然梅枝十分细瘦如“鹤膝”“蜂腰”，但仍然“试攀”“快剪”，具有奇崛、不屈的力度。同样是描写梅花的纤细，到了南宋中后期徐元杰《回铅山赵宰寄梅花赋为钱启》中却已显露出作者气弱狭细的心境：“月落参横，雅奏已成于玉轸；影疏香暗，微吟不假于金樽。”[23]这与南宋中后期的  气骨远不及北宋是相对应的。

       第四，顽强和抗争。梅花一开始被视作春信，其绽放意味着冰雪的消融。《孔氏谈苑》记载王曾为举人时曾赋梅花诗曰：“‘而今未说和羹用，且向百花头上开。’识者已许曾必状元及第。”[24]可见梅花在宋初有报喜讯之意。李纲于徽宗宣和二年（1120）创作的《梅花赋》：“惟兹梅之异品，得和气而早苏……带烟雨于疏林，漏江南之春信。”[9]3374亦将梅花视为天气还暖的征兆。而在南宋初期，对梅花与冰雪关系的描写开始发生改变，梅花俨然成了笑傲严寒的“冰雪女神”，如王铚《梅花赋》：“时当摇落之候，气极严凝之际。兹梅也，排风月而迥出，傲霜雪而独丽。”[9]3409  朱熹《梅花赋》：“屏山谷亦自娱兮，命冰雪而为家。”[9]3570  刘黻《梅花赋》：“不竞时以媚俗兮，故宁历落乎岁寒……信凌冰厉雪兮真吾规。”[9]3812一直至南宋末年辛元龙《梅花赋》：“花之神，曰雪国真人……俾睨兮冰之容，雪之色。”[9]3885梅花依然作为抗争严寒和冰雪的使者出现在赋作中。

       第五，和羹之用：理政的协调。虽然梅花深受宋代文人的喜爱，但真正决定它成为君子意象代表的，实际上是“梅实”的功用。刘辰翁指出：“古贵梅，未有以其华者，至近世华特贵，而其实乃少见用……然其盛也，亦不过吟咏者之口耳，未有以德也。”[18]153宋代梅花赋几乎每篇都描写梅实的价值：王禹偁《红梅花赋》：“矧乎梅之材兮,可以为画梁之用；梅之实兮,可以荐金鼎之味。谅构厦以克荷,在和羹而且止。”[9]2825

李纲《梅花赋》：“傅说资之以和羹,   曹公望之以止渴。”[9]3374

释仲皎《梅花赋》：“谈笑收功,谁使汉军而止渴；雍容推最,  实思商鼎以和羹。”[22]312苏籀《戏作梅花赋》：“商岩启沃调饪和众口兮,   曹瞒善喻燥吻濡乎万卒。”[9]3400

王铚《梅花赋》：“倘遇兵鏖,可止三军之渴；如逢鼎味,堪调一相之羹。”[9]3408 胡次焱《雪梅赋》：“商鼎和羹,有所屈者有所期。”[9]3849

姚勉《梅花赋》：“况夫若作和羹,尔惟盆梅。”[9]3806

刘黻《梅花赋》：“遇傅筑之爱其实兮,以商羹而见招。”[9]3812

对于梅实的描写，最明显地集中在“商鼎和羹”一句。《尚书 ·商书 ·说命下》：“若作和羹， 尔惟盐梅。”[25]《尚书》作为国君之书，以梅实和羹调鼎之用，指类治理国家之才。程杰指出，“梅”字最早见于金文，梅核的出土伴有大量青铜器的出土[21]11 。梅子作为殷商时期的一种主要佐料，代表政治上协调万事的能力和理念，符合和而不同的儒家思想。梅子的实用价值衍生出来的文化寓意为梅花成为文人所认可的“君子”导夫先路，为南宋后期文人普遍将梅花与君子德行相关联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松与梅的君子意象差别

       北宋晚期的梅赋一部分延续之前铺排的惯例，一部分融入感情，开启南宋的“有我之境”，对其形状姿态的描写从印象转向实指，对其“君子之喻”也从间接描写过渡到直接描写。

（一）梅意象从“美人”到“君子”的过渡

       不同于松“君子”称号在国家层面的直接奠定，梅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文人创作中被赋予  “君子”含义的。“一个意象可以被一次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她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系统的一部分。”[26]梅花在南宋之前几乎皆是女性化的  比喻描写，王禹偁《红梅花赋》以梅花譬喻人格的高洁：“足使万木羞耻，千花伏藏……向暖  如醉，凌寒似伤……苟群萃之不异，在声名之莫彰。梅之白兮终碌碌，梅之红兮何扬扬。在  物犹尔，唯人是比。”[9]2824但他侧重的是“红梅花”相对于“ 白梅花”的与众不同，并且没有  将其上升到比类君子人格的高度。高宗朝王铚《梅花赋》最早出现梅花的“君子”书写：“譬  夫豪杰之士，岂流俗所能移；节义之夫，虽厄穷而愈厉……彼清露兮被三径之菊，彼光风兮  泛九畹之兰。”[9]3408此举也带动了同时期其他赋家试探性的尝试，如李处权《梅花赋》“类忘  言之贞士兮”“抗翠袖于天寒兮”[9]3426 ，丈夫和巾帼的比喻并存。宋广平作《梅花赋》，优美  凄婉，皮日休言其人铁石心肠，意指其文品和人品不一。此后，“为君援笔赋梅花，未害广平  心似铁”之说大量被文人引用，意指梅花有融化铁石心肠的轻柔便娟之美，关注的还是梅花  的“女性化”特点。但这一说法在南宋后期被彻底推翻，梅花不再以柔美的姿态抚平“丈夫”的“铁石心肠”，而是以壮烈的凌寒之举得到他们的共鸣。《韵语扬秋》卷十六指出：“近见叶  少蕴效楚人《橘颂》体作《梅颂》一篇，以谓梅于穷冬严凝之中，犯霜雪而不慑，毅然与松  柏并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铁肠石心，安能穷其至？……则惟铁石心人可以赋梅花，与  日休之言异矣。”[27]姜特立亦指出：“ 自说者谓宋广平铁石心肠，乃为梅花作赋。呜呼梅乎！其将置汝于桃李之间乎？余谓唯铁心石肠，乃能赋梅花。今靖侯不比之佳人女子，乃取类于  奇男伟士，可谓知梅花者矣。”[28]

（二）梅“君子”和松“君子”书写的对比

       不同于北宋松赋中对“君子”的特定实指，梅的“君子”意象一开始是泛指的，如郑獬《小松赋》中对君子的书写：

若周公之排祸乱兮,何独立而不惧？又如比干之事纣兮,直犯雷霆之震怒。若楸梧与楩楠兮,媚风烟而自附。何今日之梗莽兮,穷本心而尽露……故高节之特立,宜杀气之不可干。尝见美于仲尼,谓不凋于岁寒。犹称伯夷与叔齐兮,遂与贤人而并传。[9]3068作者将松直指为周公、比干等极具气节、不畏权势的正直之臣，又以孔子的称赞和首阳二贤作比，松木的君子寓意在郑獬这里是有具体特指的。而姚勉《梅花赋》对“君子”的书写则与郑獬不同：君子好恬而乐素,不羡侈而慕荣。桃李华而近浮,  松柏质而少文。未若斯梅之为物,类于君子之为人。今夫异万木而独秀,冠群芳而首春,是即君子之材。拔众萃而莫伦,立清标而可即,正玉色以无媚,是君子之容。羌既温而目厉,寒风怒声,悄无落英。严霜积雪,敢与争洁？君子之节也。瑶阶玉堂不增其芳,  竹篱茅禽不减其香,君子之常也, 在物为梅花,在人为君子。[9]3806

       姚勉《梅花赋》对“君子”的书写，是从“材”“容”“节”的角度分别说明梅花具备君子的德行，得出梅花在这些具体的层面可作为君子的象征，而不能被细化为某个儒家“君子”个人的比喻。

       即使梅赋中的“君子之喻”开始被细化并特指之后，其与松木的“君子之喻”亦有明显差异。下文以苏籀《二松赋》和胡次焱《雪梅赋》为例论述松赋和梅赋“君子之喻”的区别。

       就植物生长的外在条件而言，《二松赋》“商邑岩岩，群山环中。膏液外凑，英灵内钟”描写植物的外在环境，格式上采用四言句式，透露庄重之感。《雪梅赋》“草遭雪而萎，木遇雪而折，雪其酷哉。梅挺然立雪，貌泽香烈，雪虽酷不能加于梅也”侧重于写外部环境的酷烈，将梅花的生长习性与儒家临危不惧、患难不屈的要求联系起来。

       就植物的外表状态而言，《二松赋》“古之遗直，本巨末丰。尺寸非可较量，绳墨非可究 穷。凛凛乎其可严惮也，如见大宾，如承大祭，形魄竦动，圭璋昂颙”以四、六、八字句交错使用，节奏舒缓，体现松木雄壮、高大、威武的外观。《雪梅赋》“天女散花兮，纷玖瑶之载途。意者战罢玉龙，败鳞铺耶。游残粉蝶，堕翅吹耶。风约柳絮，高复低耶。雨落梨花，密以疏耶”使用“兮”字句和语气词，轻柔绵长，又以“粉蝶”“柳絮”“梨花”等春天意象作比，为梅花塑造优美动人之感。

       就植物所类比的人物而言，《二松赋》“其人黄绮，其植曰松。……矫矫乎其能厉操也，如首阳之二贤，齐鲁之两翁。石忘其坚，山失其穹。确乎其不可拔也，如辞位之泰伯；邈乎其不可攀也，如忧世之元龙……冰合九河，雪屯万峰。毛发磔磔，不改声容。如蔺子完璧，怒发冠冲；睢阳蔽江，张髯乘墉。”作者将松木比附为贤能并有德的辅佐大臣。蔺相如以“匹  夫一怒”得完璧归赵，守卫祖国宝物；“安史之乱”睢阳城守将张巡每战必大呼，齿牙皆碎，成为忠义的典型。总体而言，《二松赋》对人物的类比偏于壮。而《雪梅赋》“孟子曰‘威武  不能屈。’于梅有焉。……孔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岂独松柏与？……盖西山伯夷之清，而陋巷颜子之癯。而相如一匹夫尔，乃睨视大庭，叱唣而睢盱。李陵苏武同遇匈奴，李将兵而骁勇，苏奉使而羁孤”，先将梅花抬到了一个很高地位，试图与儒家经典相联系，将梅花的“君子”意象具体化。因梅花具有凌寒的特质，作者以困境、危难中的儒家士子作比。总体而言，《雪梅赋》对人物的类比偏于烈。

       就植物赋的思想主旨而言，《二松赋》：“靳而支太室之坏，辑而营云台之宫。如良弼之用舍，系此邦之替隆。”侧重于抒发昂扬状况、家国鼎力的入世理想。《雪梅赋》“大抵于颠沛之际可观所立，而自立既固，虽行乎患难而有余。彼不能自立也，至摧败挫折有儿女色，可怜而可悲，是皆自取之也，岂独人之非”，偏向用于人格自勉的精神皈依。

四、“君子之喻”的转换原因

       北宋松木赋中的“君子之喻”逐渐向梅花赋的转变，或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相较非梅花题材的植物赋或者梅花题材的其他文体，梅赋的作者多沉沦下僚，几乎没有抗争之力，松木于寒风中矗立的雄壮挺然自然不再适合他们的心境，而梅花的“苦寒”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比如王铚晚年遭受秦桧的摒斥，避地剡溪山中， 日以觞咏自娱。再如  南宋姚勉“（勉）持身之介，立论之庄，负气之英，且屡挫而不衰……欲为天下国家兴事立  业者也，岂文章而已乎？天夺之早，而仅以文章传后。惜也”[29]。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要坚  守自己的人格，就会对逆境君子格外关注，而梅花以细脆的枝干在风雪中绽花的对抗姿态，就能更多地引起他们的理解和赞赏。

       第二，宋代社会背景的改变引发了审美的变化。梅花和松木所代表的文化内涵是由其时代语境决定的。面对南渡后偏安一隅、边事上战战兢兢的南宋社会，“常青不改”的松木显然  已经不再适合表达士人面对危难的态度，而梅花以绽放花苞的姿态应对严寒摧折的寓意显然  比松木能更进一步表达士人的态度。于是，“南宋的文人不再像北宋那样，追求一种痛快淋漓、 潇洒豪放的画境，而是借风中之兰、雪中之梅来表达一种逆境中卓尔不群的品格、坚贞不屈  的操守”[30]331。

       第三，宋代文人对文学创作生新的追求。松木作比“君子”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且北宋松赋已经充分地挖掘了松木奇崛的内涵，南宋则必须开辟新的路径。其时以美女作比植物的手法已经被视为俗气，《墨客挥犀》指出“乃用美丈夫比之，若将出类”[11]395 ；《孔氏谈苑》 也指出“花比美女”的俗套。不仅如此，不能出新者还会受到不留情面的嘲笑，如《退斋雅闻录 ·梅花诗》就批评以美女相比的模拟蹈袭之作“其冥搜如此”[31]。宋末丘葵《梅花赋》亦言辞辛辣：“古今爱梅之人，奚啻千百。不污以寿阳之脂粉，则诬以高楼之羌笛；不比色于东邻之艳冶，则较香于南海之耶律。是皆未识梅之丰采，而徒外观其形迹。”[32]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下，以梅花作比君子丈夫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对生新的追求也深入梅赋的写作中，楼轮《跋陈昌年梅花赋》指出赋家的取喻已经从“专取古之美女以为况”转换为“多取名胜高人以极 其变”[33]。

       第四，时至南宋，梅花已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受到士大夫群体的认可和推重。《侯鲭录》记载《东坡论和靖梅花诗》：“居卿置酒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此和靖梅花诗，然而为咏杏花与桃、李，皆可用也。’东坡曰：‘可则可，恐杏花与桃花不敢承当。’”[34]《植跋简谈》则更直接地表明：“予尝评花品，以为梅有林下之风，杏有闺门之态，桃如倚门市娼，李如东门贫女。”[35]综上种种，梅花高洁的文化内涵已经深入文人内心。而在社会生活方面，就有“扬无咎因不满秦桧的卖国行为，以画梅书写怀抱”[30]444的做法。《山家清供》下卷记载梅花的吃法已经从梅实的食用（蜜渍梅花）转向了以梅花装饰（汤绽梅）再到以梅花入粥（梅粥），说明梅花在社会生活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注意。

       第五，宋代比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看重君子的概念。君子小人之辨，是整个北宋的党争论调。随着南宋理学的发展，“君子”的意义得到了普及，“君子”代表的不仅仅是人格，还代表着政治斗争中正义的一方，意味着获取胜利结果的合理性。随着南宋理学的进一步加强，“君子”成了宋代文人的行为准则甚至是立身的基础。刘培指出：“（夷夏之别）被简化为道德层面的君子小人之别。成就君子事业是传统文化当中人格修养的主要目标，理学将之上升到接续道统的高度。”[36]理学君子为宋代士大夫开辟了一个逃避路径，尤其是南宋晚期，大量赋家因为政治原因无法入仕的时候，借理学君子之名以栖身就成为十分必要的选择。宋代对君子的重视，亦为梅花“君子之喻”的形成开辟了途径。

君子文化创始人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