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信修睦：君子处世之道 国家执政之基

《君子偕老》 是 《诗经》 涉及服饰最多的一篇。 “ 副笄六珈” 即包括 “ 副” “笄” “ 珈” 三种首饰 。 结合传世文献 、 出土文物及壁画进行考察， 可以看出 “ 副” 非 “步 摇” 而是 “ 假髻”； “笄” 为 “衡笄”， 形制较长， 用以固副悬瑱； “ 珈” 为 “笄首”， 别有笄 饰， “ 六珈” 实际是六支或多支饰有笄首的短笄 。 “ 副笄六珈” 是先盘发作高髻， 左右施以衡 笄固定， 两旁以紞悬瑱， 再加饰六支短笄装饰， 达到盛饰效果。纵观全诗， 无一字提及宣姜， 更无讥刺之意。先儒多认为所写为宣姜， 且凭 “子之不淑” 一 句， 将其视为刺诗， 这与 “ 不 淑” 古义及宣姜本事不合， 也忽略了上古时期的烝婚习俗， 因而不能将其视为刺宣姜之意。 此诗当为美卫夫人， 而悯其不幸、不能与君子偕老之诗。

子夏作为孔子的高足，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优秀思想和品质，也是孔子认为可以成为君子的人。在《论语》中，也充分展现了子夏自己独到的君子观，这在当代依然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说文解字》云：“君，尊也。从尹口，口以发号。”君实际是从尹从口、 尹亦声的会意兼声之字，尹象以手执针治病。古人以为，君主理政治国 实犹医者调中理气，高明的医者不仅可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而且“原 脉以知政，推疾以及国”(《隋书 ·经籍志》)，治病与治国的道理是相通的， 所以古人以百官之长称尹， 一国的宰相叫尹。《汉书 · 贾谊传》 载其疏 陈政事，言天下之势如病大撞，即以病事喻国事，失今不治，必为痼疾， 纵有扁鹊，不能为已。宋人范仲淹更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诉求 (《能 改斋漫录》 卷十三 )。凡此都将治病与治国相类比，讲的即是这种关系。 商代甲骨文君、尹二字通用不分，尹为百官之长，发号施令，所以在尹 字的基础上增加口字就是君。

《君子堂日询手镜》为明代王济撰写的一部笔记体文献。该书不分卷，内容短小精悍、真实可靠，为作者王济于横州（今广西南宁横州市）任判官时的随笔记录（“君子堂”为作者横州官舍旁休憩之处），记述了明代广西横州地区的社会生活、丰富物产、地理环境、民族习俗等情况，对研究明代广西的少数民族风俗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深刻阐述“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时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 、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的重要论断 。这 一 重要论断是第二个“ 相结合” 论断的引申与支撑 , 既在静态上找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与当代价值 , 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重大创新 , 又在动态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 , 指明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历史基础和文化资源 。“ 高度契合” 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 天人合 一 ”“ 天下为公”“民为邦本”“ 厚德载物” 的宇宙观 、天下观 、社会观 、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新世界属性具有高度契合性 。新时代新征程具备了再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条件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是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自 强的底气 , 两者最终又要归于理论自信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中华文化进入到全新发展的新高度 , 我们更要牢牢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摘要：陶菊历经千年盛传不衰，以多元形象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周敦颐的《 爱莲说》作为研究濂溪之学的经典文本，其中作者为“君子”和“隐士”赋予了新的内涵，菊被比拟为“花之隐逸者也”，同时，莲被推崇为“花之君子者也”。 自此，“菊”原本盛行的君子面 目被“莲”所遮蔽和替代 。隐士菊与君子莲，逐渐成为一种固定的历史组合 。观此文化现象背后，周、陶二人君子标准的分流或与嘉祐八年( 1063) 混乱动荡的政治风波直接相关 。周敦颐 通过改造菊花形象剥离掉了陶渊明的君子内核，而强化了其隐士外衣，为后世评说陶渊明留下了新的话语范式。

君子要正心修身，通过修身养性达到提升道德修养的目的。君子修养要信奉诚的思想，秉持敬的信念，并且清除贪欲，这样才能做到身心和谐。君子思想在今天仍有着现实意义，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有重要借鉴作用。

阳明哲学中君子意象的塑造，体现在君子之道、君子之学、君子之仕等方面。 君子之学以诚知意为主，诚意又内蕴于良知学之中，表明君子之学与良知学具有内在一致性。 君子意象的融入，使得阳明的哲学带有积极的人格色彩，具有确立主体地位、呈现真实情感世界、省思主体自我等方面的人格维度。 阳建明良知学之构建与实施，其实也是君子意象的塑造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