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中 杨曦 ：深识远照自化为善 ——试论二程“君子气象”之意蕴

深识远照自化为善

——试论二程“君子气象”之意蕴

杨海中  研究员  河南省社科院  杨曦  教授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二程理学旨在指导人们培德向善、成贤成圣，并以君子养成为途径。二程在继承儒学传统文化君子论之基础上，对君子之义有诸多创新之见，其突出的特点是以“天理”为指导，以圣人情结为动力，深识远照。二程认为，君子与常人不同处，贵在有识、有智、识善、勇于克己自胜和知“孔颜乐处”。二程强调，君子养成必须做到自信、自化和“穷理反躬”。二程借鉴“引譬连类”之法以“君子气象”论君子，体现了儒家对人生终极关怀的新定位，反映了儒家对人生道德养成的新认识，体现了儒家对崇高人格美学的新发展。这是对新儒学修养功夫阶段论和层次论的独特贡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程对修养功夫的新认识和对人格完美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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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一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影响  极其深远。在日常生活中，“正人君子”“伪君子”“先小人后君子”等词语屡见不鲜。2016年 11 月 16日，习近平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的视频讲话中，引用《论语·学而》中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来说明中国主张之所以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积极响应的原因，耐人寻味[1] 。

做君子锅巴

一、二程的圣人情结

（一）成圣—二程的人生追求

       二程对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非常认可。孟子“性善论”不仅成为二程理学的思想基础、人性论的核心，而且“人皆可以至圣人”也成了他们  授徒育才、立德树人的终生追求与教诲弟子的永恒话题。

       二程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对人才培养非常重视。程颐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禀质之不美，患夫师学之不明也。师学不明，虽有美质，无由成之矣。”[2]1210二程不仅指出了人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还明确指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必须有高素质的师资，可谓一言中的。

       二程一向认为，君子修身治学的目的就是成德成圣。“人皆可以为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自弃也。”[2]1199不自信而自暴自弃则是人生最可悲、最不应发生的事。

（二）圣人—理想中的完人

       在二程看来，圣人不仅品德高尚、见识过人、善  于处事，而且在胸怀、气质、品格诸方面也十分完美。因而欲学圣人，就须认真体会和揣摩。程颐说：“学  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如此，只是讲论文字。”[2]158也就  是说，不要只从概念出发，更不可玩弄文字游戏，而要从理念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思考、体会，玩索“气象”涵养之要义。

       “圣人之德，无所不盛。古之称圣人者，自其尤  盛而言之。尤盛者，见于所遇也，而或以为圣人有能有不能，非知圣人者也。”[2]1267二程所言“盛德”，即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之大德与智慧，仰视如崇山，俯瞰似大海。看不到圣人是“完人”这一点，就是认识不到位。圣人品格如天地，圣人胸怀超天地，格物求之，不可拘泥于一二。所以，二程认为：“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而无一介累其心。”[2]1271 凡圣人，皆以天下为怀，大公无私、博施济众，心胸阔大、心志高远。

二、二程之“君子气象”

       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2]424传统儒学对君子有诸多论述，二程在继承的同时，确有很多新的“体贴”，“君子气象”的提出即为之一。

       综观二程所论“君子气象”“君子之道”等，无不以“天理”而统之。二程继承了传统儒家“君子”之说。“君子”既指有地位、有作为之人，也指品德高尚之人，但更多则是指识高志远、穷理向善、具有“与圣人气象类”之人。此亦二程君子观与儒家传统君子观主要不同之处。

（一）君子之识

       二程说，“天理”之义并不深奥，“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得这个天理，是谓大人。以其道变通无穷，故谓之圣”[2]31 。作为君子，首先就是要在明理上下功夫。然而要明理也并非易事，需要有一定的思想水平与远见卓识。他形象地比喻道：认识水平犹如行进途中的日月、隧道中的火把，“识必见于行，如行道途，涉暗阻，非日月之光，炬火之照，则不可进矣”。

       “故君子贵有识。力学穷理，则识益明，照知不 惑，乃益敏矣。”[2]1190二程指出，“学”与“识”是辩证的：向圣人学习的认识水平越高，学习的自觉性就越强，“穷理”的收获也就越多；如此反复，认识水平又会得到新的提升，便会出现良性循环。因而二程非常重视启发学习者的觉悟，促其将身心与“理”贯通为一。二程认为，君子“穷理”的最高境界是从必然王国升华到自由王国，达到“己与理一”，“近取诸身，百理皆具”[2]167 ,进而“大而化，则己与理一。一则无己”[2]143 。达到“化”之境界者不仅懂得“天下 物皆可以照理”，而且也善于以“理”观照万物，“观物理以察己，既能烛理，则无往而不识”[2]193。

       由于“性理”与“义理”涉及人的立身与处世，尤为二程所重视，视其为君子必有之识。程颐说：“君子则深识远照，知义理之所安，时事之所宜，处之不疑。”君子由于思想认识敏锐，洞明事理，站位高，看得远，洞察透彻，故处理各类问题事事皆宜。相比之下，“小人”则不能，“小人幼子唯能见已然之事，从众人之知，非能烛理也”[2]974 。“小人”见识短浅，只见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根本原 因则是“非能烛理”，不知义理之所安。

（二）君子之智

       二程认为，“智”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既为人，须尽得人理”。就君子而言，懂天道，明人理，“始于致知，智之事也”［２］２１１。君子能否进学，登堂入室，“识道以智为先”［２］１１８３，只有认识提高，视野开阔，方能学得深透，并以其稳妥处事。

       众所周知，二程非常重视《中庸》，并通过对“中”“中庸”“天命”的诠释与重构，构建了天理本体。二程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２］１００作为“正道”，它是天地万物生成及发展的规律；作为“定理”，它是世人必须遵守的社会道德行为规范。有一段话对理解“中庸”尤为重要：

       天地之化，虽廓然无穷，然而阴阳之度、日月寒暑昼夜之变，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为中庸［２］１４９。

       这里，中庸已不仅是社会道德规范，而且也是阴  阳化生之自然界之规律，是天理本体的重要表现。故而二程斩钉截铁地说：“中庸，天理也。”［２］３６７。二  程指出：“圣人一言一动，无不合于天理。”［２］１４９君子  理应如圣人一样，把中庸这一天理视为“智”的最高形态，行中庸之道即是君子之道。中庸之智蕴含着立身、修德、治世的奥理妙意，小至日常修为的守善持中、慎独慎微，大至安邦定国的执其两端、和而不同，等等。“不极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  明之极。”［２］３６７《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道，修道之谓教。”“识道以智为先”，就是要先得中  庸之旨。故此，欲成君子，须读《中庸》，“善读《中  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２］１７４。

（三）君子之善

       二程继承孟子性善之说，并以其为理学人性论的基础与核心。二程指出，“孟子之言善者，用极本穷源之性”［２］６３。孟子之论 的高 明在于“极本穷源”—源自天道，是为天理。

       二程对先秦儒家人性论的创新性发展还在于，将孟子与告子对人性的认识统一于一，又明确区分为两个层次：孟子所言为天性，为本；告子所言“生之谓性”则为体现，可称为“气禀之性”或“气质之性”。“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２］２０４因此，“性字不可一概论。‘生之谓性’，止训所禀受也。‘天命之谓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缓，天性刚急，俗言天成，皆生来如此，此训所禀受也。若性之理也则无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２］３１３二程理、气结合的性善观，不仅使传统儒学人性论在理论上得到了极大提升，不必再进行无谓的性善、性恶之辩，也为现实中人的向善提供了思想导向—只需除浊复清，改变气质，人皆可以向善。

       君子如何向善？程颐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自化为善”。他以治家为例予以说明：“治家之道，非至诚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则能长久，而众人自化为善。不 由至诚，己且不能常守也，况欲使人乎？”［２］８８８“自化为善”就是在“至诚”大环境感染、熏陶之下，经过自我陶冶，道德境界达到顺化自然、与宇宙一体的“无我”之“至境”“化境”，即如颜子一样，“和气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如此，“则于圣人气象类矣”［２］１２３２。二程认为，无我之化境，就是圣人境界。二程崇尚《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是至理，真正的善是天人相与，要达到真善之境界，就要如《中庸》所言做到“诚明”，反之亦然，“能明善，斯可谓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谓诚也已。”［２］１１７３二程经常以和圣人只有一息之差的颜子为例说明何为“自化为善”。他们指出，颜子虽然向善好学，但由于守善多，亦即“肖之”多，创意少，虽“充实而有光辉”，然而仍“非化之也”。

（四）君子之勇

       二程对儒家传统道德的创造性弘扬还表现在对“君子之勇”的新阐释，并以“诚”为介，将“勇”提升至天理之范畴。

       在先秦儒家那里，“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孔子说：“勇者不惧。”［３］２４９１“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３］２５２６又说：“见义不为，无勇也。”［３］２４６３儒家的广义之勇即刚猛敢斗，其反义则是胆小怯懦；狭义的勇则是明礼义、施仁德、公而无畏之勇。二程的君子之勇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程颐说：“勇一也，而用不同。勇于气者，小人也；勇于义者，君子也。”［２］１２６５一言以蔽之，是以义为上之勇，勇于义而果于德之勇。

       从二程将三达德与“学”相联系可知，二程心目中的“勇”既非“匹夫之勇”，也非一般意义的“德勇”“舍生取义”之勇，不是赴汤蹈火之勇，而是没有任何硝烟血光而具有天理意义的“内心之勇”。二程认为，战胜自我而达到无我境界是非常高尚和难能可贵的，只有君子才具有这种品质、气度，“赴汤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克己自胜，非君子之大勇不可能也”［２］１１８８。“武夫之勇”，生死不惧，固可赞叹，许多人在通常之下能够做到，但“克己自胜”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二程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在教育实践中突出修身培德，强调知行一致也独具特点，尤其是将“勇”引为教育理念，是其重大发明，也使其教育思想更加  深邃，更 加 富 有 活 力。“人 之 学 不 进，只 是 不勇”［２］１４１，对欲有作为而尚不具“君子之大勇”者而言，必是最好的警示与座右铭。

（五）君子之乐

       二程认为，在君子修身立德当中，“乐”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但君子之乐，并非儒家传统所谓的“独乐乐”或“人乐乐”之“乐”，而是特指“孔颜之乐”的情趣与襟怀。

       将“孔颜之乐”作为伦理命题提出者是周敦颐。周敦颐以孔颜之乐自励，还将其传授给了弟子。对此，二程终生记忆犹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２］１６

       二程对“孔颜乐处”的阐释超越传统之处就在于从“圣人气象”之角度仰视，将其内心之乐与外在  之乐融合于一的考察，并以天理、天道精神加以透  视。《二程集》有两段程颐与弟子讨论“孔颜乐处”的对话：

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侁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侁未达，以告邹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日始识伊川面。”［２］３９５

鲜于侁问曰：“颜子何以不能改其乐？”子曰：“知其所乐，则知其不改。谓其所乐者何乐也？”曰：“乐道而已。”子曰：“使颜子以道为可乐而乐乎，则非颜子矣。”他日，侁以语邹浩。浩曰：“吾虽未识夫子，而知其心矣。”［２］１２３７

鲜于侁以寻常人之理解认为，“孔颜乐处”为“乐道”，不料马上被程颐予以否定，使得鲜于侁一头雾水，不知所以。邹浩（字至完）却感慨万分，认 为“伊川见处极高”［２］３９５。伊川“高”在何处呢？

       从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可知，其崇敬颜回，并非仅因“在陋巷”“安贫乐道”，而是在他身上体现了“学以至圣人之道”，是颜子能够体悟的圣人“性善之道”。“此理，天命也。顺而循之，则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则教也。”［２］１１由此可知，颜子所乐非道，而是“道中之乐”。

三、二程“君子气象”命题之意义

       始于孔夫子的儒学充满着“君子理想”。新儒学研究大家余英时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君子之学”［４］。二程“君子气象”之命题，为君子思想和道德品格赋予了充满理学色彩的新内涵，从而使传统的君子概念意蕴更加丰富，更具哲理性。

（一）体现了儒家对人生终极关怀的新定位

       中外思想发展史表明，观念一旦被权威性地确立，就具有了强大的影响力与相对的稳定性。孔子为儒学始祖，孟子为亚圣，故其关于君子之论述，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式。二程以“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继承并创新儒家“性善”之说，认为天命之性就是“天理”。“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２］１２７２天理  是人固有的先天本性，包括仁、义、礼、智、信，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特点。二程说：“古之君子，修德而已。”［２］１１９５所谓修德，最根本的就是明天理、存天理，以天理指导人生。“人只有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２］２１４在“仁即天理”的基础上，二程进而指出，万事万物皆有理，对君子来说，“存天理”就是要达到“大公”或者“至公”。这是 因为，“公”是“仁”的灵魂。“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２］８２０“天 心 所 以 至 仁 者，惟 公 尔。人 能 至 公，便 是仁。”［２］４３９“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２］４６０二程创造性地释“仁”为天理，并以“公”释“仁”，将“大公”“至公”与“无私”视为君子的道德规范。这不仅使“君子”的内涵得到了极大提升，作为儒家对人生终极的关怀，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君子之价值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向和新的境界定位。

（二）反映了儒家对人生道德养成的新认识

       儒家之君子理想是向善成圣，“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 已。不至 于圣人而后 已者，皆自弃  也”［２］３１８。如何才能做到不自弃而渐具“君子气  象”？二程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君子之道”，就是在  培德向善过程中志向高远，胸襟开阔，明天理，遵仁道，日日求新。这样的道理似乎浅显，然而只有君子  真正明白，“小人”一般受教育程度低，且常为利所惑，目光短浅。“小人，下民也，所见昏浅，不能识君  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谓之过咎，若君子而如是，则  可鄙吝也。”［２］７９９因此，“君子之道，贵乎有成”［２］１２６８。同时，对“未成”者则善于反思，尤其是当政者，应从  自身探究原委，“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则是己之所为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则是己之所为政治未善，不能免于咎也”［２］８０１。能否  自觉地自省自律，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

        程颐常以“君子之道”评骘古今人物。就古人而 言，“西 汉 儒 者 有 风度，惟董 仲舒、毛 苌、扬雄”［２］３１４，“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２］２３３；就时人而言，“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２］２１；就最亲近之人而言，其兄程颢堪为楷模。他从“先生行己”“先生为学”“先生教人”“先生接物”“先生为政”等方面为其写了“行状”，结论是“未有不以先生为君子也”［２］６３９。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君子，就在于他们坚持“君子之道”，懂得天理就是善。“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２］２９“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  便如此。如杨、墨之类。”［２］１４二程在批驳“性恶论”片面性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了“愚可移”之说，指出“使其肯学，不自暴自弃，安不可移哉？”［２］２５２善  即天道，努力向善便具有了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便  可克恶从善。

（三）体现了儒家对崇高人格美学的新贡献

       二程一生的人格追求是“人皆可为尧舜”，同时也告诉人们，行君子之道明理积善，是唯一正途。君子养成除“明天理”“窒私欲”“至公”“至善”等之外，二程还从立身之道、处世原则、待人接物、饮食起居、洒扫应对、言谈举止、容貌思虑、襟怀气度、涵养修持等诸多层面及不同角度予以具体而细微的阐释。尽管二程视野开阔，经验丰富，思维缜密，但很多时候仅靠一般理性概念的训释、逻辑的判断与推理，仍是言说有尽而意蕴未能尽达。作为理学家的二程学问赅博，便借鉴文学家的思路，采用形容、比喻或夸张的艺术修辞手法，由此及彼、由里及表地对“天理”在圣人或君子身上显现的不同形态加以描述，以其产生的“比兴”及“引譬连类”效果，克服或弥补文字苍白的弊端，从而开阔弟子们的思维、想象空间，达到启迪、提高之目的。

       在二程看来，自然界与人有息息相通之处，故常以春夏秋冬喻人之“四德”“气象”，借以明“性之四德”即天道，具有生生之理。如以天地喻圣人“气象”，以明其生而知之之伟大；以和风庆云与崇山大海喻贤人“气象”，以明其识善向圣襟怀［２］７６；以“鸢飞于天，鱼跃于渊”喻君子“孔颜乐处”之“气象”，以明其心志高远不俗［２］５９，１２６１；以普通人食肉口感引起的愉悦“气象”，喻自得“义理”奥义感觉之淳懿婉惬①；等等。

       “气象”一词本为哲学中之美学概念，二程将其用于描述修德为学积善向圣过程中心性之外在表现，将不尽的“真、善、美”品格用“君子气象”一言以蔽之，给人以无限启迪与联想，实为“有宋理学家一绝大新发明”（钱穆语）。“君子气象”实为新儒学修养功夫的阶段论和层次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程对修养功夫的新认识和对人格完美的新要求。朱熹对二程以此启发式的方法传圣人之道很是推崇，在其编写的十四卷《近思录》中，最后一卷便以“圣贤气象”名之，列举了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二程以及历史上的尧、舜、孔、颜、曾、孟、荀等 ２２位圣贤人物，以二程的评说介绍了他们的德业、襟怀、志趣、风度及音容笑貌，为后人领悟君子为学之道树立了效法的榜样。

君子文化创始人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