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光华：《左传》中“君子曰”非孔子、左丘明、刘歆之言考

《左传》中“君子曰”非孔子、左丘明、刘歆之言考

庞光华 教授 五邑大学

［摘  要］《左传》中的“君子曰”到底是不是《左传》的原文？是左丘明自己作的评论，还是《左传》在流传过程中被后来学者所增入？有的学者说是西汉末年的刘歆所窜入。本文经过考证认为，“君子曰”之言不是左丘明的评论，而是《左传》作为儒家教科书在战国流传时被战国儒家所加入的评论，其中很多内容是当时或从前的贤人对历史的评论。添加“君子曰”的人很可能是战国时代儒家的虞卿学派和荀子学派。“君子”并非专指一人，不是左丘明本人，与《史记》的“太史公曰”性质不同，而是泛指对历史有正当评论的贤人。“君子曰”之言可能收录在《法语》书中，不是《左传》成立时就有的，所展现的评论代表了儒家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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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人很重视格言警句对人的教育和启发作用，有思想启发的格言往往广为传颂。说这些格言的人被称为君子，这样的君子不是专指一人，是一个泛称。只要他说的格言符合当时正当的价值观，而且有哲理上的启发性，就会被人们引述和传颂。

       《论语·宪问》：“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史记·老子列传》：“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古之有德者称君子，其言可堪后世效法者皆有各种文字记录，绝非仅凭口耳相传。《文心雕龙·诸子》曰：“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可知战国为著书盛行的年代。

       《论语·子罕》：“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庄子·人间世》曰：“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同章又曰：“故《法言》曰：‘无迁令，无劝成，过度益也’。”《法言》与《法语》同义。此为古有《法语》书之铁证。

       《诗经·雨无正》：“如何昊天，辟言不信！”毛传：“辟，法也。”“辟言”正是“法言”。《法语》即是记录圣贤语言的专书。“法语”一名犹如“格言”“嘉言”。《诗经·抑》：“慎尔出话。”毛传：“话，善言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后世之《增广贤文》，今之名人语录、座右铭之类，皆近似“法语”。古之《法语》书流传甚广，为正规的教育课程之一。《郭店楚墓竹简》中有《语丛》四卷，正是古之《法语》中的一种。笔者在《法语考》中考证先秦以来的“法语”颇详[1]  。今细案《左传》中的“君子曰”之言，可以推知“君子曰”之言本来记录于各种文献，有的属于“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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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子曰”非左丘明之言

       《左传》中的“君子曰”之言是《左传》固有之文，还是为后人所加？学者众说纷纭，今不枚举。笔者在研究古之《法语》（也简称《语》）之后，确信《左传》中的“君子曰”不是《左传》固有之文。细考“君子曰”之言，发现不少是格言警句加上具体的评论。其中的格言或定论性语句正类似古代的《法语》。《礼记·中庸》：“是故君子……言而世为天下则。”古时《法语》之言均被当作君子之言，《左传》引述来批评史实。

       我国自古以谦逊为美德。《论语》中孔子自称为“丘”，没有别的自称。《左传》的作者哪有自称为君子的道理？明是引述圣贤语录，统称为“君子曰”。《国语·周语中》：“君子不自称也，非以让也，恶其盖人也。”可知把“君子曰”之言编入《左传》的人不会自称为君子。《左传》之例，凡称“书曰”皆指孔子《春秋》；凡称“礼曰”皆指《礼经》或《礼志》中之言；凡称“君子曰”皆泛引君子的评论，非专指一人。“君子曰”无一为左丘明自道。《左传》中还引有许多《诗经》《书经》中的成言，还涉及《周书》《周易》《周诗》《军志》等。儒家信守“述而不作”之训，故惯于引古人之言来表意。《左传》引“君子曰”来作历史评论，是完全正常的。

       古人惯于引成言来达意，再加上自己的按语，其体例如：

《韩非子·难三》：“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其子产之谓矣。”老子语录“以智治国，国之贼也”为成言，“其子产之谓矣”是韩非子之言。

《 国语·周语中》：“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襄公称“人有言曰”，即是《左传》所录春秋时人惯说的“古人有言曰”。“兵在其颈”为法语。“其郤至之谓乎”为襄公语① 。

《庄子·秋水》：“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其中“闻道百，以为莫己若”为野语，不确定指某一个人说的，非河伯自己之言。

《左传·宣公十六年》：“谚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是无善人之谓也。”引述“谚曰”之言的人引用俗谚，再加自己的按语，不知道“谚”的作者是谁。

《论语·学而》：“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其斯之谓与”以前引《诗经》中的成言，并非子贡语录。

《礼记·丧服四制》：“《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此之谓也。”也是其例。

《 吕氏春秋·行论》曰：“《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古人凡称“其此之谓乎”之类话之前的语录皆为前人格言或成语。古书中例证多如恒河沙数。

《 中论·法象》：“《传》称‘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盖此之谓也。”

《孟子·滕文公上》：“《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

《孟子·万章上》：“《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同篇：“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

《孟子·公孙丑上》：“《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在《荀子》中，此类句式多达近百例，一览即知。《左传》“君子曰”中凡是格言或评论性语句，皆为“法语”。“其□□之谓乎”为插入“君子曰”之言的编者的案语。故“君子曰”所引之言，不可能是左丘明自己的语言。

《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此虽非格言，但为评论性嘉句，不可能是左丘明自己的话。

《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其是之谓乎”为引述者之言。这里的“君子曰”在《商颂》之前，左丘明怎么可能将自己的话放在《诗经》的前面？太不合情理。

《左传·隐公五年》：“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大义灭亲”是当时的成语）。其是之谓乎（此为左氏语）。”

我们据上引之《国语》《韩非子》《论语》《 吕氏春秋》《庄子》《荀子》《孟子》《礼记》，可知“其是之谓乎”是当时习语，绝非所引古人成言。“其是之谓乎”之前的话才是古人格言。尹湾出土的竹简《神乌赋》：“曾子曰‘乌之将死，其唯哀’。此之谓也。”亦是明例。《左传·隐公五年》：“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这是“法语”，没有引述者自己之语言。

《左传·隐公六年》：“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善不可失，恶不可长”明显是格言，而且放在《尚书》的前面，不可能是左丘明自己的话。

《左传·桓公六年》：“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郑世子忽在说话中已经引用“君子曰：善自为谋”。可知《左传》中“君子曰”之体例非左丘明自创，实为当时之惯例。或许有人把“君子曰”以前的话定为世子忽之言，“君子曰”之言为述者所引。但我们认为《左传》这句话中引用的《诗》和“君子曰”都应该出自“大子”之口，由“大子”引录，这样判断才符合全句的意思。这个例证十分重要，可知“君子曰”不可能是左丘明之言。

       我们可以举出类似的旁证。《国语·楚语上》：“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访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  愿，欲笄之，其可乎？’对曰：‘昔先大夫子囊违王之命谥；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馈而无芰荐。君子曰：违而道。谷阳竖爱子反之劳也，而献饮焉，以毙于鄢；芋尹申亥从灵王之欲，以陨于乾溪。君子曰：从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夫子木能违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荐，吾子经营楚国，而欲荐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国语》此言两次引述“君子曰”之言，一为“君子曰：违而道”（违反君王的意愿，却符合  大道，有好的结局）；一为“君子曰：从而逆”（顺从君王的意愿，反而没有好结果，没有好报）。从全句的意思  看，可以肯定这两处“君子曰”之言是倚相在回答司马子期的话语中所引述的，绝不可能是《国语》的作者自己  加的。由此可知，春秋时期的人们已经在说话时引用君子之言。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左传》中的“君子曰”中  的君子绝对不是左丘明。另外，《左传》中的“君子曰”之语常与《诗》《书》并称。可知“君子曰”之言有很多可  能出于专书《法语》，与《诗》《书》同例。左丘明能把自己的话置于《诗》《书》之上吗？“君子曰”之语断非左  丘明者自己的语录。其它“君子曰”之例皆可类推。

《左传》还常常引述“古人之言”，多为格言警句，有较大的思想启发作用和教育功能。例如：

１．《僖公六年》：“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古人有言曰”与“君子曰”类似。

２．《文公十七年》：“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以告赵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馀几’。又曰‘鹿死不择音’。”

３．《宣公十五年》：“伯宗曰：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４．《成公十八年》：“韩厥辞曰：……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国语·晋语六》作“人有言曰”，无“古”字。

５．《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逆之而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

６．《襄公二十六年》：“文子曰：……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

７．《昭公七年》：“子产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

        以上所录《左传》中所述“古人有言曰”均是《法语》中之句，胥出《法语》［１］。春秋时人的惯例是在引用《法语》中所录的圣哲之言时，称之为“古人有言曰”或“人有言曰”，或称作“君子曰”。《左传》中人物所称述的出现在口语中的“古人有言曰”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君子曰”。

二、“君子曰”非刘歆之言

       我们现在讨论另一个问题，即《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出现在什么时候？是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晚至西汉？《左传》中的“君子曰”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存在，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就已经有几处引录了《左传》的“君子曰”，表明司马迁读到的《左传》已经有“君子曰”之言。这是确凿不易的。今考论如下。

       《史记·秦本纪》言秦缪公死以三良为殉，后引“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彊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东征也’。”此可比对《左传·文公六年》：“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明是太史公引用《左传》之文，稍有改编。因此，司马迁已经见到了《左传》的“君子曰”之言，断不可能是西汉末年的刘歆伪造。

       《史记·宋微子世家》：“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復享之’。”可比对《左传·隐公三年》：“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司马迁直录《左传》原文，对《左传》中难解之处又改变语词加以说明。

       《史记·鲁周公世家》：“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可比对《左传·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左传》的“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太史公概括为“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可知司马迁读过《左传》此处的“君子曰”之言。

       《史记·鲁周公世家》又曰：“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可比对《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武子不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左传》的“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太史公概括为“君子曰：是不终也”。二者的对应关系极为明显。

       《史记·晋世家》：“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  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觽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可比对《左传·桓公二年》：“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  孙栾宾傅之。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  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  既弱矣，其能久乎？”这是太史公把《左传》中师服的话概括成“君子曰”之言，“君子”应指师服。《毛诗·椒  聊》序：“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也是把师服当作君子。

       《史记·晋世家》：“君子曰：祁傒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可比对《左传·襄公三年》：“君子谓：祁奚於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  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司马迁将《左传》的“君子谓”的评论概括为“君子曰”之言。《左  传》《史记》相应的内容高度吻合，司马迁肯定见过“君子谓”之言。而且《左传》此处将“君子谓”放在《商书》的前面，因此不可能是左丘明自己的言论。而且整部《史记》，凡是司马迁引述《左传》“君子曰”之言都没有  将这个“君子”当作《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可见司马迁也认为《左传》“君子曰”和自己《史记》中的“太史公  曰”是不同性质的。这条铁证表明司马迁绝不认为《左传》中“君子曰”的君子是左丘明，更不认为那是孔子。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史记·晋世家》：“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可比对《左传·僖公九年》：“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司马迁几乎全录《左传》之文，只是把《左传》‘荀息有焉’改为更加普通的句式为‘其荀息之谓乎’。这也表明司马迁见到的《左传》已经有“君子曰”，绝不可能是刘歆伪造。

       《史记·赵世家》：“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赵盾復反，任国政。君子讥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可比对《左传·宣公二年》：“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司马迁明显是把《左传》中的大史董狐说成是君子，而不是把孔子说成是君子。

       另可举旁证如《论语·雍也》：“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可比对刘向编撰《列女传》卷六《椘野辩女》条：“妇人曰：君子不迁怒，不贰过。”《列女传》称颜回为君子。

       《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无为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谓：‘子产於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诗》曰：‘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子产，君子之求乐者也’。”则孔子称子产为君子。

       这些“君子曰”皆是太史公根据《左传》录出，或概括，或改编，或演绎。太史公也直称君子，不称左丘明或其他。而且司马迁还把《左传》中的师服之言、叔向之言都归纳为“君子曰”，把董狐称为君子。凡此皆表明司马迁不以《左传》中“君子曰”的“君子”是专指左丘明。君子乃是泛称。而且以上所比对的材料足以表明《左传》中的“君子曰”之言绝不如宋代以来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刘歆所混入。因为正如我们所论证的一样，远在刘歆之前的司马迁所读到的《左传》就已经有了“君子曰”。

三、“君子曰”之言为先秦经典的文化传统

       还有一个问题，即《国语》和先秦西汉的众多文献中也引用了不少“君子曰”之言，这是春秋以来的文化惯例。今列举如下：

１．《晋语一》：“骊姬果作难，杀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难本矣。”

２．《晋语一》：“申生胜狄而反，谗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

３．《晋语一》：“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

４．《晋语一》：“果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也。”

５．《晋语二》：“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５．《晋语二》：“君子曰：善以微劝也。”

６．《晋语四》：“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善以德劝。”

７．《晋语六》：“君子曰：勇以知礼。”

８．《晋语七》：“君子曰：能志善也。”

９．《楚语上》：“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访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对曰：‘昔先大夫子囊违王之命谥；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馈而无芰荐。君子曰：违而道。谷阳竖爱子反之劳也，而献饮焉，以毙于鄢；芋尹申亥从灵王之欲，以陨于乾溪。君子曰：从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进退周旋，唯道是从。夫子木能违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芰荐，吾子经营楚国，而欲荐芰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以上是《国语》所引录的“君子曰”，其中只有一条出于《楚语》，其余皆见于《晋语》。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之五《〈国语〉中之“君子曰”》一文有见于此，便论曰：“然则于记事之末援君子之名以论事者，其殆晋国特有之史法耶？《左传》之文出晋史者最多，则《左传》中之“君子曰”其即沿袭晋史之文耶？然《晋语》所载简练殊甚，多者七字，少者二字耳，则《左传》所载长篇大论其出于后人之增益耶？凡此问题，皆今日所当考虑者也。”［２］顾颉刚的观察相当犀利，很值得重视。

       我们还须注意的是《国语》与《左传》中所引的“君子曰”几乎无一雷同。如《晋语二》：“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而《左传·僖公九年》作：“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显然《国语》和《左传》所引录的“君子曰”出于不同的君子之口。《国语》中其余的“君子曰”之言皆不见于《左传》。而且据上文所论述，司马迁《史记》引录的“君子曰”都是根据《左传》，没有一条与《国语》的“君子曰”相符合。

       古书中引述的“君子曰”之言很多是曾经有专书收集，这种书在先秦叫《法语》，或简称为《语》。《法语》书是通名，而不是一部书的特称；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法语》，也许同一时期也有不同的《法语》。在《左传》和《国语》之外，有很多书都引述有“君子曰”，上文已经有所举证，今更列举它例如下：

１．《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故君子曰：‘智莫难於知人’。此以难也。”

２．《韩诗外传》卷八：“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车罢马而已，亦将喻诚信，通气志，明好恶，然后可使也。”

３．《晏子春秋》卷三《内篇问上》：“君子曰：尽忠不豫交，不用不怀禄，其晏子可谓廉矣！”

４．《晏子春秋》卷五《内篇杂上》：“君子曰：政则晏子欲发粟与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则依物而偶于政。”同卷：“君子曰：圣贤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同卷：“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诎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

５．《晏子春秋》卷六《内篇杂下》：“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其是之谓乎？”

６．晏子春秋》卷八《外篇》：“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遗行也。”

７．《荀子·劝学》：“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襄公曰：寡人闻君子曰‘不重伤，不擒二毛，不推人于险，不迫人于阨，不鼓不成列’。”

９．《韩非子·难四》：“君子曰：昭公知所恶矣。”

１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

１１．刘向《说苑·权谋》：“君子曰：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垂不以耳听而闻也。”

１２．刘向《列女传》共引有“君子曰”十七处，今引四例：（１）《列女传》卷一《有虞二妃》条：“君子曰：二妃徳纯而行笃。”（２）《列女传》卷二《秦穆公姬》条：“君子曰：慈母生孝子。”（３）《列女传》卷四《卫宗二顺》条：“君子曰：二女相譲，亦诚君子。可谓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夫世。”（４）《列女传》卷六《椘野辩女》条：“君子曰：辩女能以辞免。《诗》云：‘惟号斯言，有伦有脊’。此之谓也。”

１３．《说苑·君道》：“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遗训也。”

１４．《孟子·离娄》：“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巳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

１５．《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这个“君子曰”指的是《 吕氏春秋·察传》篇中孔子的话，“君子”指孔子。

１６．《淮南子·人间》：“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此处的“君子曰”出于《老子》第六十二章，“君子”指老子。

《说文解字系传·错综》：“君子曰：‘作书者其知后世之患乎’？”《资治通鉴》中也多有“君子曰”之言。可知“君子曰”是圣贤语录的泛称，并非专指一人。刘向《列子书录》：“《穆王》、《汤问》二篇迂诞诙诡，非君子之言也。”《文心雕龙·征圣》：“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行’。”我们断不能认为以上的“君子曰”之言都出自一人之口。岂得以《左传》的“君子曰”专指左丘明耶？

        在西汉前期成书的《礼记》中，我们发现大量的“君子曰”之言。今列举于此：

１．《檀弓上》：“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２．《檀弓上》：“君子曰：谋人之军师，败则死之；谋人之邦邑，危则亡之。”

３．《礼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乐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荐不美多品。”

４．《礼器》：“君子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５．《礼器》：“君子曰：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得矣。”

６．《礼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

７．《学记》：“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

８．《乐记》：“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亦见《祭义》。

９．《祭统》：“古之君子曰：‘尸亦馂鬼神之余也，惠术也，可以观政矣’。”

古人有“君子之言”的说法。例如：

１．《左传·昭公八年》：“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以子野为君子。

２．《礼记·檀弓下》：“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

３．《礼记·缁衣》：“君子道人以言。”道与导通，训引导。

４．《礼记·檀弓上》：“是非君子之言也。”

５．《新序》卷七《节士》称：关龙逢“立而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闻之曰‘未之念矣夫’。”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言孔子作《春秋》，孔子的褒贬皆寓于具体的人物行事之中，不空立格言。《逸周书·史记解》反思历代各国亡国的教训，皆就事论事，不徒托空言。《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古代的教育把抽象的道德寄托于具体的事物之中，以事明理。《文心雕龙·宗经》：“《礼》以立体，据事制范。”规则要通过具体的事例来确立。章学成《文史通义·易教上》：“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故《法语》所集的君子之言有许多是就事论事的具体的人物行事的评论，并不都是格言警句。因此，《左传》引录的“君子曰”之言有许多是在评论具体人物。

四、“君子曰”非孔子之言

        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卷之五《〈春秋〉与君子》根据《公羊传》何休注和《春秋繁露·楚庄王篇》，认为《左传》和《国语》中的“君子曰”中的君子专指孔子。我们不再转录《公羊传》何休注和《春秋繁露·楚庄王篇》，上文已经对此予以批驳。我们难以同意顾颉刚的意见，再总结理由如下。

        其一，《公羊传》何休注和《春秋繁露》都是汉代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的一大特点是神化孔子，把许多与孔子无关的言论和功绩都算在孔子身上。这是不可信的。

        其二，我们在上面论述过，《左传》中郑庄公的儿子世子忽、《国语》中楚国的左史倚相都已在自己的说话中引用“君子曰”之言②。郑国世子忽的时代远在孔子之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左传》中的师服之言说成是“君子曰”。在《左传》中同时出现孔子和董狐时，司马迁称董狐为君子，而没有称孔子为君子。可见，司马迁心中的《左传》中“君子曰”的君子不是孔子。从《史记》看，司马迁明确认为“君子”不是专指一人。

       其三，我们在上文指出过：《国语》和《左传》中“君子曰”的君子绝不会是同一人，怎么能说就只是孔子呢？就是《左传》中的“君子曰”的君子也是众多的无名英雄，并非特指一人。

       其四，《礼记》中凡是称引孔子之言，皆直称孔子，可是正如我们上文所列举，《礼记》有比较多的“君子曰”，也因此可知孔子与“君子曰”的君子并非一人。而且《礼记·祭统》：“古之君子曰：‘尸亦馂鬼神之余也，惠术也，可以观政矣’。”称“古之君子曰”，岂能以“古之君子”就是孔子？

       其五，《左传》的“君子曰”已经引述了孔子《春秋》，可知“君子”不是指孔子。《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里的《春秋》显然是孔子所修的《春秋》，而不是作为各国一般史书的原始未修的《春秋》。《左传》“君子曰”已经引用和评论到孔子的《春秋》，可见这个“君子曰”一定是在孔子《春秋》广为流行后，才有可能作出，“君子”绝不可能是孔子。

       因此，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左传》和《国语》中的“君子曰”的“君子”断然不会是孔子。

五、“君子曰”可能出于虞卿学派和荀子学派

          从以上的论证可知，《左传》中“君子曰”之言既不是左丘明的话，也不是孔子的话，更不可能是西汉末年刘歆的撰作，甚至不大可能是左丘明在撰《左传》时引述他人的语言。笔者认为，所有的“君子曰”之言都是在 《左传》成书后才加进去的。“君子曰”之言极有可能是在《左传》流传的过程中，由《左传》的传人及后学添加进去的评论性话语，其时代也应该是在先秦的战国，不可能到西汉。

         “君子曰”之言既非《左传》的作者所说，也非其所引述，而是在《左传》流传的过程中，儒门后学在阅读  《左传》时所加的评论性话语，如虞卿等人便很有可能做这种事，也有可能是荀子在齐国主盟学术时所加，因  为有人考察出《荀子》的思想与《左传》中“君子曰”之言的思想颇能相通。《左传》插入“君子曰”之言的评论  家显然非常熟悉《法语》，定是儒门中人。儒家热衷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评论历史时并非随心所欲地乱说，而是引用广为流传的圣贤语录和历史评论（很多收录在《法语》中）来与《左传》中的人和事相映证。这  些圣贤语录和历史评论都早已存在，《左传》的后学只是把它们编入《左传》中而已。他们很多时候也不知道  这些“君子曰”之言到底是谁说的，所以才将之泛称为“君子曰”。不过，能在《左传》中增补内容的人必是相  当有造诣的儒门贤达，所以笔者疑心可能是虞卿及其门人以及荀子及其门人。考《经典释文序录》[3] ,《左传》的传授源流十分清晰。左丘明传儒门名士曾申，曾申传大军事家吴起，吴起传子期，子期传楚国人铎椒，铎椒传虞卿（后为赵国相国），虞卿传同郡的荀子，荀子传给大汉丞相、北平侯张苍，张苍又传给一代大儒贾谊，后  又传到贾谊之孙贾嘉。从此《左传》在汉代一直流传下去。可见，今本《左氏春秋》是从虞卿学派、荀子学派传  下来的。可能从曾申开始就有在《左氏春秋》中加入“君子曰”的评论，后来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吴起、子期、铎椒都有加入“君子曰”的评论。直到虞卿学派和荀子学派，大规模地增入了“君子曰”之言。

         荀子本是《左传》的重要传人③。刘申叔先生《群经大义相通论》中有《〈左传〉〈荀子〉相通考》，论《左传》与《荀子》相通之处[4]  。今举一例。《左传·成公十四年》引“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  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而《荀子·劝学》：“《春秋》之微也。”足见二者相通。杨倞注  就引《左传》此文为释。可知荀子通晓《左传》。荀子确实与《左传》关系密切。虞卿与荀卿在世时就已经名  声很大④,荀子是虞卿的学生，二人被公认为贤人和传经大师，有很多门生。他们在对广大学生讲授《左传》的  过程中，可能引用已经流传的收录在《法语》中的格言嘉句评论历史人物。

六、结语

        古人著述本有“言公”之心，如《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门客所著，而非出自吕不韦之手。《淮南子》乃刘安的门客所著，而非刘安亲撰。然而，后世只知吕不韦、刘安，不知真正的作者是什么人⑤。正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所言：“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於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训是也。”章学诚此书论述古人言公之旨颇为详尽。

       孙星衍的《问字堂集》、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均阐发了先秦时的古书（尤其是诸子书）被后学增补实为惯例，乃是出于古人言公之心，并非作伪。我们只要参照诸子书成书的经过，就可以明白作为先秦的儒家的历史教科书的《左传》在流传中完全可能被增补。但是，《左传》中所有的“君子曰”之言都是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插补进了《左传》，所以司马迁《史记》才有可能参考利用“君子曰”之言。这点足以证明《左传》中的“君子曰”绝不是西汉末年一代宗师刘歆所混入。

       有人将《左传》中的“君子曰”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相提并论，以为是同性质的评论。我们则认为，二者全不相谋。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考证了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为什么被称作太史公。王先生曰：“韦昭则以为外孙杨恽所称……惟公书传自杨恽，公於恽为外王父，夫谈又其外曾祖父也，称之为公，於理为宜。韦昭一说，最为近之也。”也即是说，《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在司马迁笔下本来应该是太史曰或太史令曰。太史令本是一种职官，与《左传》中的作为泛称的君子不应混为一谈。“太史公曰”之言出自司马迁的手笔，而“君子曰”并非出自左丘明的创作。

       总之，《左传》的“君子曰”之言不可能是孔子、左丘明、刘歆之言，而是春秋战国时代评论历史的一种学术惯例。司马迁读过的《左传》已经有“君子曰”之言。“君子”并非专指一人，而是泛称符合儒家价值观的贤 人。“君子曰”之言是《左传》在战国时代的儒家传授过程中引用和加入的评论，编入者很可能是虞卿学派和荀子学派。“君子曰”之言中的很多格言可能被收编入先秦时代的各种《法语》中。

君子文化创始人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