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 李爽:儒家君子人格理念涵养时代新人培育的三重理路

儒家君子人格理念涵养时代新人培育的三重理路

王刚 教授  李爽 博士  东北林业大学

摘  要:儒家君子人格理念古老而鲜活,历久而弥新.  君子是仁、智、勇的统一,具有“君子不器”的重要品质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  时代新人是党和国家立足新时代方位所确立的中华民族当代理想人格,涵盖有道德、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品质特征,以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实要求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价值理想.  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与时代新人培育有着理念、目标、内容上的高度契合.从“何以、以何、如何”三重理路对儒家君子人格理念涵养时代新人培育进行研究,既是新时代活化儒家君子人格理念的必然要求、传统文化育人领域重要的创新性命题,也是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立足于时代使命要求、打造君子化时代新人的现实选择.

君子文化唯一标识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儒家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2]42  .以人为镜,从谏如流;以史为镜,远观未来.儒家君子人格作为承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理想道德形象的现实人格,其所代表的美好品德至今仍为人们所追求.利用儒家君子人格理念涵养时代新人的培育,打造君子化时代新人既是对儒家君子人格的传承延续,也是基于现代要求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弘扬和超越.发掘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与培育时代新人存在怎样的联系、怎样用儒家君子人格理念涵养君子化时代新人培育,直接关系到时代新人培养目标的实现.这是时代的命题,也是社会的关切.

做君子椒盐小麻花

一、何以:儒家君子人格理念涵养时代新人培育的逻辑理路

时代新人是当代青年成长成才的目标榜样,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流砥柱,而对理想人格的思索与追寻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在.虽然儒家人格塑造的理想状态中有圣人、贤人,然而圣贤不世出,因而较普遍的、较易至的、较完美的人格典型君子,也就特别值得注意与追求.君子与时代新人都回应了当时时代所需人才的培育问题,有着培育目标、培育主体和培育需求的内在一致性,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和声.

(一)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与时代新人的培育目标具有同向性

“君”,从“尹”,从“口”,“尹”表示治理事务 ,“口”表示发号施令.  西周时期 ,“君子”一词虽已流行但并不具有道德意义,主要作为贵族统治者或男性的专称,被视为地位与身份的象征,较少涉及道德人格方面的意涵,多与“小人”等词汇相对而存在,如“君子务治,小人务力”“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春秋末期,孔子将“周代礼乐制度文化提升为礼义德性文化”[3]  ,对“君子”一词做出了重大调整和贡献,将古代“君子”一词所蕴含的“有位者”的传统意义予以打破 ,为其注入“有德者”这一新的含义.  这一时期的“君子”不再专属于统治阶级这一群体,“君子”内涵由政治定义过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人格.  “君子”的演变过程大概在孔子以前早已开始,至孔子发生一大突破.余英时指出:“‘君子’之逐渐从身份地位的概念取得道德品质的内涵自然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大概从孔子以前早已开始,但却完成在孔子手里.”[4]“君子 ,成德之名”,君子人格的核心追求是立德成人.  « 大学»中的“大学之道 ,在 明 明德 ,在亲 民 ,在止于至善”[5]4将对德性的追求摆在最重要位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出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6]  ,把“立德”放在追求人生理想的首要位置.

        培养“时代新人”的观点最早来自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7]  ,明确提出青少年应具备“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重要品质.  江泽民在邓小平“四有新人”的基础上加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理念,使其内涵更为丰富.  胡锦涛继而提出“四个新一代”,强调要“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8] .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明确提出了“时代新人”的培养任务,并赋予了其要“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历史使命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  .  习近平更是多次强调“立德树人”就是要培育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时代新人.  可见,“德”是时代新人培育始终围绕的重点,“有道德”是对时代新人的始终要求,也是时代新人应具有的重要品质和时代新人与众不同的本质属性与超越性的核心要素.  时代新人的培育必须以“道德”为主要抓手,明确与践行“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修身要义,将完善自身道德素质、追寻道德人格作为时代新人培育全过程的贯穿线,以立“时代之德”.

       君子人格和时代新人都是不同时代高素质社会成员的理想目标.虽然在不同时代道德观念不尽相同,并无一成不变的道德体系,但时代新人培育中的道德要求与儒家君子人格始终追求的“德性成人”高度契合.作为教育中心环节的“立德树人”正是在继承儒家君子人格中“德性成人”这一核心理念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与要求而提出的.  目标的一致性是指两者都是以道德为线贯穿培养全过程,强调道德在人格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力图通过对人的培育建立起相对统一的道德标准与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最终达成“德性成人”这一理想状态,打造道德共同体.  “德性成人”的目标同向性决定了时代新人培育的最终目标与儒家所追寻的君子人格在道德层面有超越时间、空间的连续性,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与时代新人培育具有主体一致性

       儒家君子人格与时代新人的主体一致性体现在两者都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基点,意味着君子人格和时代新人尊重培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皆可教育的平等原则.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10]108  ,就学理的严格意义而论,君子人格并不可视为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或完美人格.其根本原因在于孔子所倡导的最为理想的人格形态是古代中国尧舜禹三圣王那样具备“生而知之”特质的圣人.孟子也有“圣人,人伦之至也”[11]177的观点,可见圣人旨在描述一种可能存在的理想人格,而非已存在的现实人格.相较之下,君子人格则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努力实现的人格目标,具备更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儒家所提出“道德自觉论”就是建立在“人”这一主体及其所依据的人性论的基础上.“性相近也”,表明人性无善恶之分,提出“为仁由己”,指出人人皆存在道德自觉的倾向与生成道德自觉的能力.  孟子认为“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11]281,据此提出“四心”“四端”说 ,强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1]286  ,从人性善出发认为道德自觉源自人性善端,后天的化育只是对它的保护与引出,顺应人性的舒展则可萌生道德自觉.荀子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2]283  ,主张人性本恶,但亦认同通过教化、规训等方式抑恶扬善,实现“涂之人可以为禹”[12]296  .  在儒家看来,个体的道德自觉无论是天赋而生,还是依靠后天化育,都具有生成的可能性及其空间,这一基本认识奠定了儒家君子人格“以人为本”的基础.

       时代新人培育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德树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时代新人的基本方针.  “树人”是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肯定时代新人这一培育主体的最好表达.“立德树人”这一基本方针要求教育者在实践过程中实施以人为主体的教育内容和方式,通过个体内化、认同、外化的过程,推动道德主体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提高自身道德品质,完成个体对道德规范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将道德自我以道德人格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呈现合格的时代新人的最终状态.可见,儒家君子人格和时代新人指向的都是普遍而言的“人”,二者无善恶高低的狭隘之别,并且二者的提出都对“人”这一道德主体抱有乐观、积极态度,相信道德主体的自我主导作用,肯定道德主体的主动性、可改造性和能动性,认为道德涵养主要与道德主体的自我完善、自我的努力相联系,这一相通之处决定了儒家君子人格的德性内涵和修养之道能够经过现代转化对时代新人的培育予以内容支撑和方法支持.

(三)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与时代新人之于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一致性

       道德理想总是为了适应一定的时代要求与维护特定的经济基础而产生,道德人格本身集政治人格与意识形态属性为一体.  “儒家弘扬君子 的德性意识之用意在于 :要求君子领导社会 ,承担天下政治责 任.”[13]君子人格的提出不单单是为了培养出一批具有高尚道德与使命感的“君子”,更是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统治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需求,从而改变混乱的局势,求得社会的长久安乐.君子一词的内涵改变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演变的结果相关,“位”至“德”的转化反映了孔子觉察到了当时的社会道德危机,他力图通过恢复周礼这一道德改革来重建当时的社会秩序.在孔子所勾画的理想社会中,君子人格是重要的载体和寄托,萧公权认为«论语»中孔子多次言及君子,其用意一是为了挽救宗法世卿之衰微,以德致位理念传弟子以治平之术,二是为了补周政尚文一致徒重形式之弊端.林义正也曾指出孔子提出“君子”有三重考量:一为点解世人迷惘导向正道,二为生生不已的文化传承使命担当,三为以“君子”补救世卿之无德无能的政治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一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又再次重申“着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14]  ,使公 民道德建设 的要求与指 向具有鲜 明 的时代特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也明确指出,“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5]  ,可见时代新人的提出为原有的育人目标增加了新内容,提出了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新时代要求的新的育人目标,即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儒家试图通过人文教化打造仁者爱人、修己以敬、心怀天下的君子人格,而新时代人才的培育则旨在培养能够担负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时代新人,虽处于不同的时空维度,但二者对人才的培养和需要都以国家、社会发展的需求为导向,统一于推动中国社会向善向好发展.

二、以何:以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为时代新人“画像”填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为了“君子”这一现实理想人格的最终形成,儒家对个体进行了包含理论知识、道德规范等多方面的教育,直至今日仍有震古烁今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六个下功夫”,这既是对时代新人应有特征的画像,也为时代新人的培育提供了实践遵循.  时代新人在理想信念、道德和才干知识等层面的培育要立足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儒家君子人格理念合理地转化吸收,以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为时代新人的“画像”填色.

(一)君子之“志”涵养时代新人有理想

       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0]99是儒家典籍«论语»中的一段关键性话语,是儒家君子为学、为人之宗旨 ,从 中可提炼 出与时代新人 的培育切切相关 的教育资源.  最先要关注 的应是首字 “志”,“志”位于“志”“据”“依”“游”首端 ,可见儒家自古就有“尚志”的传统,极其重视树立高尚的志向.儒家君子人格理念对“志”的表达可以分为三种 :

       一是立志论.  “志于道”在儒家思想中不是置于因果关系中去理解,而是从决心和志向的角度去诠释.“志”者“慕”也 ,仰慕追求之意 ;“道”者“通”也 ,指的是事物本原之道理.  孔子这里说的“道”,既包括天道 ,即宇宙运行之理,更包括人道,即人生意义.人无志则不立,“志于道”从人道角度讲,就是教育人们应当心存志向 ,寻“道”而“志”之 ,即“一直去求讨要 ,必得这个物事 ,便是志”[16]  .  朱熹解释“志”为“志者 ,心之所之之谓”[5]91  .  “心”之未发状态可称之为意向,即具有方向性和目的性的意志.  朱熹后将此句阐述为“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要学习就得先立志,定下高远的志向,倾其所有乃至生命去追求道,如此才能够心存于正而无他,才能成为一个正人君子.

       二是过程论.儒家君子人格理念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中“志”的追求对实践意义的强调,是指“人”这一实践主体在进行方向选择和从事道德行为的过程中克服困难的精神、不为外物所动摇的坚定内心和坚持追求“志”的能力与决心.

       三是结果论.  儒家思想对得志与失志有独到的看法.  “古之人 ,得志 ,泽加于 民;不得志 ,修身见于世”[11]337“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11]150都表示出儒家君子在追寻人生志向之时的行为准则:得志则惠泽普施于百姓,心怀天下造福社会;不得志则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修养自身的品格.

       对“志”进行现代转换则可同“理想信念”相关联,理想信念是重要的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柱,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意志与道德情感 ,使人产生一往无前的决心与勇气 ,即孟子所说的“志 ,气之帅也”[11]65  .一旦“志”松懈,个体就会犹豫徘徊,踌躇不前,丧失前进的劲头.

       “有理想”是时代新人的基本规定,习近平总书记在谈青年的成长成才时必谈理想信念,而且把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放在第一位来强调 ,这是对时代新人的政治要求.  “理想指引人生方 向 ,信念决定事业成败”[17]  ,时代新人必须筑牢理想信念之基础.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时代新人的命运紧密相连,培育时代新人要将儒家对“志”的“立志”“过程”“结果”三论合而为一 ,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追寻人生意义、坚定理想信念,将个人的“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以个人的梦支撑起国家的梦, 自觉投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0]53  ,时代新人在这一过程中不能汲汲于个人的钱色权势、在意暂时的得失进退和外界的流言蜚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0]139  ,要秉持坚定的意志,无论结果而都全力追寻.  这既是对时代新人理想方面的要求,也是其从事复兴伟大中国梦实践的重要前提.

 (二)君子“仁、智、勇”涵养时代新人有道德有本领有担当

       在儒家看来,君子人格的主要品质有三 :“仁、智、勇”.  «论语»对其具体表述为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0]155  ;« 中庸»也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5]30  的说法,即君子人格应具备仁爱之情感、知人之智慧、勇为之意志.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10]51孔子认为“仁”是君子最为核心的德性,可以统摄君子的内在品质.  孟子则更直接地说“君子亦仁而已矣”[11]314  ,君子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是“知仁”“行仁”,荀子也说君子“唯仁之为守”.  据此可见,仁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也是君子不同于普通民众的人格特征所在. “仁”的内涵,即樊迟和孔子对话中所言,“樊迟问仁,子曰 :‘爱人’”.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最高命题,君子之仁爱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专注自身,对自我生命的尊重.  即克己、修己与成己.对自身进行约束,依照规矩和礼法行事;注重自身的修养,修身养性;追求人格上的完善、精神层面的丰盈与境界视野的开阔.其次是亲亲之爱,即孝悌,孔子云“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0]3  ,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便是仁德的根本.  朱熹批注“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始仁之一事”[5]50  ,孝悌是一种血缘和自然关系上的“爱”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可以将孝看作仁的伦理情感前提.  最后是由孝悌之爱转为无血亲的“泛爱众”,«说文»释“仁”为“亲也,从人从二”,后徐铉补注为“仁者兼爱,故从二”.  由二人可以推广为人人、众人,由二人之爱推广至人与人的普遍之爱,可在家国天下的横向空间性格局中向外推扩,最终走向“群”的和谐,即群体性仁爱.

       “知”在这里通“智”,“智”既是“五常”之一 ,又是“三达德”之一.  “择不处仁 ,焉得知?”[10]50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才为美,选择不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怎能说是智呢?  君子之“仁”是以“知”为基础的明大德,君子的仁爱之心应是合仁知为一 的仁爱之心.  君子之“知”可 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指君子 的现实理性之“知”,主要是“一种伦理理性或实践理性 ,有别于认识上的纯粹理性(理论理性)”Γ18]  。“问知。子 曰 : ‘知  人,”,这里的“知”便是指君子知晓人之为人的道理,包含着为人处世、为政等方面的丰富智慧,体现在处理现实事务时明晰阔达的分寸与自我原则,以掌握中庸之道为最高境界。二是指君子的道德理性,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Γ11]84  ,“智者不惑”中的“智”就是对道德的认识,包含对是非善恶的判断、道德知识的  积累。只有具备相应的道德知识和判断能力,方可明辨善恶,才可落实道德于实践之中,亦即所谓“智者利仁”。从“知”的对象角度,也可将“知”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外界事物之原理、事物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推理;二是对内在自我的正确认知,了解自己的长处与不足,既不妄自菲薄亦不骄傲自大,即“自知之明”。

       “勇”与“仁”“智”二德相比有其特殊性。“勇”属于道德意志方面的品质 ,可看作一种道德能力与实现自我的道德驱动力,其内涵与个体道德和社会道德相关联。“勇”在儒家思想中也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仁义之勇,儒家先哲始终以仁义释勇,勉人勇于行义,“仁义之勇”以仁为形而上的道德支撑,强调的不仅是个体性的道德,也是追求合乎仁的社会品格和价值理想的一种社会性的道德。孔子有云“仁者必有勇”,仁义之人必然有“勇”存在其性格之中,有仁的君子同时具备勇的德性。“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Γ10]237,君子之“勇”是为“仁”,构成了道德关怀的内外向度,涵盖着舍我其谁、杀身成仁的大无畏精神与崇高气节,是实现君子之德的重要动力。二是“知耻近乎勇”,君子之“勇”与正确的善恶观、荣辱观相联系,知耻之勇是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是在经验世界中使道德主体自我检测与守护德性生命尊严的能力。君子“知耻”则做事遵守仁爱之道、辨知荣辱而后行,由此在面对真正的困难与困境时君子才能不受外界影响而坚守内心,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做到真正的“勇”与不畏惧。三是义礼之勇,即“勇”的正义性、合理性与适宜性。“率义之谓勇”,“死而不义 ,非勇也”,“义”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 ,明确了“勇”的价值取向,侧面定义了何为真正的“勇”。“见义不为,无勇也”,有勇德之人见到该做之事就马上去做,不去做就是懦弱之人,说明勇要付诸道德实践。由此勇就被赋予了“义”的道德属性,是为义勇。儒家文化提倡“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Γ10]178  ,将“礼”作为处事的核心和原则 ,由此就有了“勇”与“礼”的结合。“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Γ10]274  ,没有“义”,“勇”将会导致君子作乱 ,君子应当尚“义礼”之勇。“勇而无礼则乱”,即君子之勇绝非鲁莽之勇、匹夫之勇 ,以“礼”为道德规范但在关键时刻则能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义无反顾,此为礼勇。君子豁达明智、有礼有节,将义勇与礼勇相结合方是君子应有之“义礼之勇”。

       “仁、智、勇”为君子三达德 ,“仁”为“智”“勇”之核心 ,“智”是“仁”“勇”的前提 ,“勇”则为“仁”“智”的支撑,仁智勇三者体现了知情意的统一,互为联系,既内在于人又缺一不可。时代新人则是传承弘扬着儒家君子“仁智勇”的优良品格,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厚植着契合时代特点要求的才智本领,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君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Γ2]70有本领、有担当是时代新人的人格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善于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汲取道德滋养”Γ19]  。“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时代新人的修身要义、儒家君子所推崇的“仁智勇”人格特质与在构建当代中国和谐社会进程中时代新人所需要的理想人格正相契合,能够推动时代新人培育,涵养其关爱社会、胸怀天下、博爱万物的仁爱之心,提高时代新人的道德实践能力。君子三达德能够从现实理性和道德理性两个角度培养时代新人自知、求知的优秀品质,从侧面加强时代新人的文化自信培育,使其拥有明辨是非、博学笃行的才智与本领。将君子三达德中的仁与勇、智与勇、义礼与勇相结合,培育时代新人成为具有崇高气节、知荣知耻的敢于战斗、善于战斗的真正勇者。时代新人应从儒家君子人格中汲取重要涵养资源,传承弘扬儒家君子“仁智勇”优良品格,厚植契合时代特点要求的才智本领,成为有道德、有本领、有担当的君子化时代新人。

(三)“君子不器”涵养时代新人的德智体美劳

       “君子不器”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命题。论语中共有六处言及“器”,解释各不相同。“君子不器”可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从器与用的角度,将“器”理解为具体之功用、专业之技能。孔子认为君子应有多种技艺傍身,“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Γ10]131  ,强调了君子对于掌握技艺应该始终抱有不满足的渴求心态,不拘于单一的才能和作用。君子应“博学于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追求“诗书礼乐”皆通识之素养境界。朱熹对此注疏有“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Γ5]58。器是器具,一器一用,君子求学不应以一器自限,不把自己当作器具那样只限于一种功用专长,而需全方位的修养,博学多闻做个全才。故而,“君子不器”从器与用的角度理解,是指君子朝着“不器”的方向去做而已,君子不进行自我限定。正如康有为所言,“故学者之始,患不成一才以为器,成德之终,贵博学多能而不器”Γ20]  。君子追求的是广博的真才实学,是使人成为人本身的意义之学,目的在于成己成物,获得思想的丰盈与心灵的豁达,而非单求技艺知识的工具之学。二是从器与利的角度,君子不因贪利而为“器”或成为“器”的奴隶。《易经》系辞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Γ21]。“君子不器”,从器与利的角度应解读为君子的趋向与行为或存在的状态。结合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理解“君子不器”,即君子追求立德修身、博学笃行是受其内在的责任和道德观念驱使,为了追求自我的完善与真正的人生意义,而非出于功名利禄或其他功利目的而将自己打磨成某种特定的、没有思想与独立判断能力的“器”。这与康德所说“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也有将“器”作为主体来解读,管子言“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君子应利用外界事物,而不应被外界事物所利用。由此,“君子不器”也可理解为君子不能放任自己成为“器物”这一主体的奴隶去追权逐利,而应关注人的内在价值,追求自我完善、淡泊名利、贫而守节,下学而上达,坚守住自己的人格。

       时代新人作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其培育内容受现代生产力发展特点的影响而不断更新扩充。步入新时代,工具理性的强势与人文精神的弱化之间的矛盾越发凸显,现代教育有逐渐向“功利化”偏移的趋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Γ22]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在传统意义上与儒家所说的“君子不器”,即人不能工具化、器物化有相通之处。儒家“君子不器”不仅是儒家对人自身价值的人文观照,而且关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可以引申为人的思维、精神、肉体上对工具理性的淡化、克服,对人文精神与身体素质的强化,对时代新人培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君子“平天下”涵养时代新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儒家有“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Γ5]5之理想 ,“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从内向外、层层递进的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Γ10]95  ,修身是一切之根本,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而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治理好国家,最后才能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修身”便是初始条件。“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所谋的并非衣食 ,所忧的并不是贫穷而是“道”。孔子主张的“道”便是立身行事、治国安邦之道,绝非只是自身修养与知识积累。“修身治国平天下”是君子践行其道的目标路径 ,子路曾就 “如何成 为君子”一再 向孔子发 问 ,孔子答 曰 “6修 己 以敬,6修 己 以安人,6修 己 以安百姓,”Γ10]229 。“修己”是对内的修身立德 ,“安人”“安百姓”是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政治理想。君子之所以为君子就在于其自身修养的高深与外化于行的亲民,能够将内心之仁、义升华为安世之行,有超越小我、心怀天下的责任担当和建构,能够达到修己与安人的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从而主动奉献自我、努力作为,承担起自身的社会责任,将匡时济世作为己任,不仅使周边的人安居乐业更使天下百姓感到安宁与快乐。孟子继承孔子救世思想,更加注重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Γ11]337,指明君子处理任何事物都应从“天下”的视角出发,以天下为己任而博施于民,致力于实现“个体性”与“公共性”、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儒家先贤时刻将“天下”放于心间,强调君子以修身为本进而外化于行,应谋其道、忧其道 ,由个人推及家庭推及社会与 国家 ,以天下百姓 的幸福安宁、国家 的和谐安定为人生  追求。

       时代新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是对君子人格所承载的中华民族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的传承发展与时代表达。这种心系天下、关心国家大事的爱国情怀正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源泉与动力来源,是中华民族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基础,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是时代新人的本质规定,是时代新人培育与塑造的重心所在,“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等皆是由这一核心衍生出的时代新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民族复兴”流淌在每一代新人血脉之中,同其他历史时期的“新人”比,时代新人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直接将“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历史使命作为其核心要义,是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育人目标的守正创新,时代新人所肩负的是“大任”而非“小责”,需要着眼的是“广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  因此“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作为时代新人的首要标志,应成为时代新人培育起点的逻辑发端和中心环节.  时代新人要在批判继承中用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情怀境界涵养自身,将奉献国家、扎根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坚持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

三、如何:君子化时代新人的生成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宝贵资源,增强人们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责任感.”[2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历经十几个朝代更替,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之中埋下了一颗正待发芽的“君子”的种子.  实现儒家君子人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从自我修养、外界环境、现实实践入手,灵活有效地挖掘、转化和利用君子人格理念内在的精神资源,培育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君子化时代新人.

(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儒家学说是中华文化真正的内在核心,儒家倡导的君子人格乃是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个性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闪光点,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支撑.传统文化并非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实际来讲传统文化在每一时刻都在与各个时代产出的文化、精神交互融合,可以说传统文化有其内在的现代性,其内涵是不断变化的.  儒家的“生生”理念即强调不断发展创新.  “‘生生’即体即用,是儒家解释宇宙万象的钥匙,亦是儒家慈悲情怀的源头,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贯通儒学所有理论、观念和学说;‘生生’之不已性、关怀性、秩序性、生态性、开放性、圆融性等特质 ,是儒家 ‘生生’理念的发用流行 ,亦是儒学精神的充分体现,是儒学生命力的渊薮.”[24]儒家君子人格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共同的人格理想,不仅长期影响着中国士大夫们的心理结构和价值取向,也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历史财富,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儒家君子人格理念对时代新人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人生追求,构建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理想人格”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价值.但与此同时要着重注意,强调君子人格理念的当代价值并不意味着将君子人格中的所有方面全盘接收.“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25]儒家君子人格是儒家在探索人生意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想成人状态,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春秋时期的伦理、道德以及政治等因素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塑造有着显著的影响,故其即使具有共时性的价值内质,但仍属于历史性的思想材料,与现代社会存在一定的时空隔阂.  时代新人作为新发展阶段的新力量,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儒家君子人格涵养时代新人培育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继承传统文化资源,将对儒家君子人格理念整体的关注转化到对现实个体的关注上,培育与塑造君子化的时代新人.应在体现时代特点和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创新,继承和发扬儒家君子人格理念有益的优秀成分,汲取其内在精华,使之顺应教育发展方向,切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儒家君子人格理念的时代价值.

(二)切实运用好“两个结合”

       “两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百年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标志,不仅蕴含着如何对待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国情、实际和形势问题的深刻解答,也蕴藏着如何对待社会思想文化体系问题的解决之法.第二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明确提出,昭示着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时代新人培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效的方法论支撑,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一个新层次,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时代新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力者、继承者,时代新人能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时代新人是党和国家立足新时代实践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立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而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时代新人的培育应切实运用好“两个结合”这一法宝,以“两个结合”为指引理论,在关注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Γ26]  ,充分发挥“大思政课”育人作用 ,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文化育人格局,秉持辩证智慧在注入科学理论与新时代意蕴的同时,将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中君子“仁智勇”的人格特征、“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君子不器”的育人智慧融入文化 育人体系中,于批判继承中将君子人格的优秀精神基因和丰富的文化血脉传承下去,注重培养时代新人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着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时代新人培养各环节,对传统君子人格理念进行时代性的超越。

(三)加强时代新人的自我修养

       儒家之君子人格,是人人皆可学步的修养目标。儒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很多有价值的道德教育经验,在君子人格的修养问题上基于时代要求,总结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德性修养的原则及方法。儒家君子人格修养途径和方法大致存在两种不同思路:向内用功与向外用力。两种不同的思路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儒家对人性的不同理解,孟子等坚持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外在的修养能够激发内在的“先天善端”最终达到君子的理想境界,由此提出“存心”“养性”的修养功夫。荀子等坚持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必须通过向外寻求帮助,通过后天改善才可以形成君子人格,提出在人可知“道”的基础上对“生而有知”的人心不懈地提升修养是自身由外而内地自觉行义践礼以达到“化性起伪”目的的唯一途径。无论是孟子性善论还是荀子性恶论都提出要内外结合地进行人格修养。

       君子化时代新人的培育也应坚持内外结合,必须从自我德性和求知问学两方面下功夫,即“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尊德性”与“道问学”是儒家学者达到君子境界的两条重要修养途径。“尊德性”即为“自诚  明”,“道问学”即为“自明诚”。《中庸》有云 :“自诚明 ,谓之性。 自明诚 ,谓之教。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Γ5]33其中 ,“尊德性”为内在功夫;“道问学”为外在功夫 ,佐以儒家“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为君子处事之道。“尊德  性”指通过“思”这一理性活动,发扬和扩充自己的天赋善性的内在修养方法,由内向外,实现对外界一切事物的了解。孟子持性善论着重发展了孔子的“思善省过”的思想,侧重“反省内求”的修养方法,同时也有参  考、参照他人以此反省自身的意味。孔子有“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之语,荀子也讲“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Γ12]20,在学习与参照他人的过程中认识真实的自我,进而逐步充实、完善自我的德性。“道问学”指的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由外向内对外部世界体认,增长见识使自己的善性扩充。虽然儒家学者对于性善、性恶争论不休,但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学习对于君子人格养成的重要意义。孔子说“君子学以致道”,又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学习对于道德人格养成的重要性。“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互通互补的。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荀子也提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  己,则明知而行无过矣”Γ12]2  ,主张“学”与“思”的有效结合,两者不可偏废。在学习的同时与自己的实际相联系,进行自我的思考与反省,如此既能通晓所学的知识,也能看清自己的过错。君子化时代新人的培育要内化于心,从全面、深入掌握君子人格的思想内涵、基本特征等内容入手,才能将君子人格外化于行而融入实践活动当中。此外,时代新人要秉持反省内求、诚意慎独的修养方法,养成反躬自省的良好习惯,增强自我管理、约束能力与道德判断能力,达成道德人格的完善。

(四)塑造三位一体的涵养环境

       “美好品德的取得来自环境”Γ26]88  ,环境能够影响人的主观思想和行为习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隐性教育价值。良好的人格培育环境可以传播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能够正向引导人们的思想观念,合理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是能够从客观条件上决定时代新人培育效果的潜在的教育资源。优化时代新人的塑造环境必须从家庭、社会、学校入手,三位一体共同塑造君子化时代新人。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十分重视家庭与国家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一直把“齐家”作为“治国”的重要因素。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家庭这个细胞的状况直接影响社会乃至国家整个机体的状况。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做人的教育[27]354  .  时代新人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良好家庭氛围的熏陶是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途径.儒家非常重视家风家教,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传统优良家风文化,如«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以及« 曾国藩家书»等,都是我国传统家训家风的典范.  培育君子化时代新人也应通过规范、引导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和处事方式,循序渐进建设良好的家庭育人环境.社会在君子化时代新人培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时代新人的个体化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全社会应合力营造和谐、积极、向上的培育氛围.通过建立并完善宣扬君子人格的文化场所等基础设施、大范围开展学术交流会议等实践活动,营造有利于时代新人道德建设的文化氛围.综合运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载体扩大君子人格宣传的广度与深度,利用高质量、多样化社交媒体平台即时互动,将其渗入到时代新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校园环境作为高校建设的重要部分是高校育人的重要载体.在办学理念上就要将大学生道德素质培养放在首要位置.在校风学风上将博学笃志、学思结合等价值观念引入高校学风校风建设,增强君子化时代新人塑造的感染力.在课程方面,开设儒家文化系列课堂,让君子人格“进教材、进课堂”,增强学生的认知与认同.在组织机构方面应充分发挥各类学生组织、社团的辅助作用,融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于社团主题活动之中,将君子人格的道德追求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大学生课下文体活动相结合,发挥第二课堂德育功能,提升学生体验感和参与感,调动学生培育高尚品格的积极性.

(五)坚持知与行相结合的实践养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提出 :“只要青年都勇挑重担、勇克难关、勇斗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能充满活力、充满后劲、充满希望.”[19]“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0]2  ,实践经历对于一个人走向成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中实践更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重任,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担负起来的,时代新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必须在长期实践中承受住多样挑战,锤炼坚定的意志与信念,积累丰厚经验与知识才干.君子化时代新人的道德培育包含了道德知识、道德信念、道德理想和道德行为四个重要部分,培育君子化时代新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儒家君子人格理念与时代新人的养成相结合,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将时代新人的个体价值观化为助推社会和谐和进步的重要动力.培育君子化时代新人应落实于具体而丰富的社会实践中,一方面通过自主实践,用儒家君子人格理念来指导道德活动,将自身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外化于行;另一方面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发展对君子人格理念的认知,察觉和自我反思自己人格修养的不足,促使自己更加深入、透彻地学习与践行相关的道德规范和准则,将君子人格的精神实质内化于心,促进君子化时代新人的个人道德成熟.

中国君子文化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