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巍巍 赵 龙：孟子的君子人格观与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修养

孟子的君子人格观与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修养

曹巍巍 助理研究员  赵龙 副院长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

孟子承续孔子思想，非常重视君子的伦理角色。通读《孟子》，可以发现《孟子》七篇中，每一篇都提到了君子，散布在 53章，共有 82处。透过其思想分析，孟子以君子作为区别禽兽、庶人、不仁者的参照，将其作为一种道德身份的标识。同时，孟子以其仁义礼智的“ 四端”之说延展开来， 以君子为寄寓对象，在君子身上折射出一种鲜明的人格精神：存心养性，对君子之性的笃定；舍生取义，对个人道德气节的坚守；兼善天下，对天下安定、百姓安危的关切；通权达变，对事物观察处理的变通等。孟子所倡导的君子人格精神，不仅成为他自己一生践行的标准，更深刻影响着后世读书人的道德品格，甚至对整个中华民族气节的形成，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立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迈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征程中，千千万万的党员干部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引领者。良好的政德修养无疑是其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根基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1]9孟子思想中对君子人格的追求，恰恰能为党员干部政德修养提供有益的思想参考、精神指导，帮助党员干部筑牢思想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创新，更有助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供文化思考，助力现代文明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

一、存心养性，注重对君子之性的笃定

以心性立论是孟子思想的特色，也是其思想的基 石。孟 子 讲：“君 子以 仁 存 心，以 礼存心。”[2]214仁和礼等外在的伦理道德规范，由何而发，又落实在何处？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基础上，将其“十字打开，更无隐遁”[3]398, 给出了创造性的诠释，“把仁落实在心”[4]51。心性的认识与存养，成为君子之性的关键所在。而对于君子之性而言，这涉及到要反思其存有、明辨其内涵、存养其善端。

“有本者如是”[2]206。孟子认为一个人良好道德素养的形成离不开个人的心和性，而且它是人道德情感或者说道德意识产生的根源所在。一方面，孟子从人的内心感觉上去说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2]83。孟子认为，当人们看到小孩将掉入井里所产生的担忧同情的心情，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心情与为了攀交情、博名誉以及个人好恶没有关系，是内心与生俱来的一种良知良能。另一方面，孟子从身体感官的欲望上进行说明。“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谓理也，义也”[2]285。口、耳、目都有其喜好的倾向，人的内心自然也有，就是理和义。再一方面，孟子通过观察自然万物得出证明。“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2]205。泉水滚滚涌出，日夜不停，注满  坑洼继续向前，一直流向大海的重要的原因在于有源头而能产生持续的推动力。人亦如此，人道德意识的不断产生或者说道德行为能持续践行，就是因为每个人内心所提供的不竭动力。由此，孟子得出结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83孟子认为每个人的心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能力，它们是仁义礼智的萌芽。换句话而言，人后天所具有的道德能力，是先天就已经有其萌芽、端绪。

“君子不谓命也”[2]342。孟子的思想世界中，君子是道德人格的集中呈现。一方面，君子是区别于禽兽、庶人的存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2]207。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只有一点点，普通百姓丢掉了它，君子保存了它，而那一点点就是仁义。而且君子是从内心的本性扩展开来，去践行仁义，是人本心本性的自然流露，而不是为了按照理论的说教去行仁义。另一方面，君子有所谓有所不谓。孟子曰：“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2]342 孟子并不否认告子说的“食色，性也”[2]278,他认为人的饮食、男女的欲求确实是人性所在，如同口、目、耳、鼻、四肢的所好，但能不能实现要看天命，不是君子所能主宰，从这个角度讲，君子不把这些作为性；仁义礼智这些伦理道德能否实现虽有命的限制，但个人却能主宰，君子要把此当做性。再一方面，孟子认为君子之性不增不减。“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2]360。孟子认为植根于内心的仁义礼智，在君子看来，不会因为富贵穷达等外在因素有所变化，君子在任何境遇都会保持自己的心性。

“从其大体为大人”[2]292。孟子区分了“大  体”和“小体”，并着重说明了君子要“从其大体为  大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  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2]294。在孟子看来，“大体”就是人的内心，“小体”就是人的耳、目、口、鼻等身体感官，因为身体感官不能思考，容易  受到外物的蒙蔽，而心具有思考的功能，是上天赋  予每个人的，如果不能够确立并发挥心的功能，人  就容易被外界的环境诱惑而沉迷到享受的欲望中。由此，孟子又揭示了君子与普通人在存养心性的上的区别。在孟子看来许多人不知有—“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2]282, 不知求—“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2]282,不知  耻—“心不若人，则不知恶”[2]292, 不知养—“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2]297。克服种种问  题，才能成为“大人”。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5]2。孟子思想中关于心性思想的阐发有其借鉴意义。一方面，孟子深入剖析了个人道德形成的关键所在，并且指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善的能力，只要存养就可以主宰自己性情或者人格，这区别于西方的“白板说”，是中国古人特有的哲学思考。这可以为新时代党员干部修养提供一种思想指导，让每个党员干部认识到自己内心所具有的道德能力，是与生俱来，是良知良能。如果信仰可以化作一种力量，那么坚持对人心性中关于道德能力的认识，关于对人善的能力的认识，无疑会在每一个党员干部内心深处形成一种深厚的道德根基，并能够深刻影响到其道德行为的践行。另一方面，孟子所倡导的君子之性，无疑将人从个体的欲望中抽离出来，倡树了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君子之性是仁义礼智之性，是能够“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是能够反映在人的身体状态之上。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更应该成为孟子眼中的君子，脱离低级趣味，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再一方面，孟  子从心性上审视了个人在“大体”和“小体”上面临的抉择，在剖析其背后原因的同时，提出了心性的存养。这对新时代党员干部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内心，更好地知有、知求、知耻、知养提供了一种思  想认知和经验方法。在孟子看来这能够让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２］２１４，而且更是一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人生快乐。这种快乐，杨泽波先生将其概括为：“道德幸福—一种反身而诚成就道德后内心的愉悦和满足”［６］２７０。这种道德幸福应该能够有助于新时代党员干部更好地去审视和认识自己的内心，建立更加高尚的人格追求。

二、舍生取义，注重对个人道德气节的坚守

孟子的浩然正气说、大丈夫精神激励了许多文人志士坚守气节，舍生取义。这可以理解为是孟子眼中对君子人格、道德气节的一种坚守。这种坚守，孟子将其 阐述为君子归处和要走 的路—“仁，人心也；义，人路也”［２］２９１。君子要走好这条路，找好内心的归处，需要找准人生的方向，处理好义与利的取舍，保持内心波澜不惊。

“居仁由义”［２］３４８。孟子认为：“仁，人之安宅  也；义，人之正路也。”［２］１８３孟子将仁比作居住的宅  院，将义比作通往宅院的道路，认为君子应该“居  仁由义”，行走在义的道路上，居住在仁的家中。一方面，孟子认为君子出仕应该“尚志”，也就是  要能够做到“居仁由义”，不滥杀无辜，不取无义  之财，将仁义作为自己的志向追求。另一方面，孟  子认为不可自暴自弃，“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２］１８３。不能够践  行仁义之事，在孟子看来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而且，孟子认为，“学问之道”的关键就在于“舍其路  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２］２９１，学问的道理，只有  在仁义的道路上才能获得。再一方面，孟子认为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  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２］３７４。每个人都有所不能  忍受的事情，将自身所不能忍受的推及到别人身上，那就是仁；每个人都有所不愿意做的，换位思考到别人身上，那就是义。人能够扩充不愿害人

之心，仁就用不尽了；人能扩充不愿挖洞翻墙之心，义就用不尽了，人能扩充不受人轻蔑的言行，不管到那里都不会不合乎义了。在为与不为之间，孟子强调仁义的推己及人、为仁由己。

“舍生而取义者也”［２］２８９。《孟子》中将仁义  并举，更加强调君子人格中义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义是浩然之气所形成的关键因素所在。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一种气，代表“至大至刚”的存在，需要“直养”，也就是用正义去培养它，就可以  充塞于天地之间，否则就会软弱无力；它是由内心的义集聚而产生，不是由外在的灌输而获得，如果做了亏心的事情，它也会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孟子的义是个人顺境、逆境 中不变 的道德坚守。“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２］１４８。住在天下最宽广的住宅—仁，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居仁 由义，走在天下最广 阔 的道路—义。能实现志向，就与百姓一起实行；不能  实现志向，就独自行道。富贵不能引诱，贫贱不能改变，威武不能屈服，这样才称得上大丈夫。再一方面，义还是超越生命的价值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２］２８９。生命和道义都是我所期望的，如果不能同时得到，那么宁愿放弃生命而选择道义。因为，在孟子看来，道义超过了生命，所厌恶的东西超越了死亡，这种心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君子没有丢失掉。在生与义之间，孟子更加强调君子对义的坚守。

“不动心有道乎？”［２］６３公孙丑曾问及孟子，如  果被封为齐国卿相，能够施展自己抱负，会不会动  心？从公孙丑的提问和孟子的回答不难看出，不动心应该是人内心的一种和谐平稳状态。所谓物喜、己悲、得志、失意，似乎都不能影响到这种内心的状态。一方面，孟子借勇来侧面反映不动心。有三种勇，一种是像北宫黝不能忍受半点屈辱，生  死不惧的血气之勇，一种是像孟施舍“视不胜犹胜也”的精神之勇，还有一种就是孟子钦佩的夫子之勇—“ 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２］６４。自己反思，如  果不在正直正义的一边，即使面对老百姓也不会恃强凌弱；自己反思，如果站在正义的一边，即是独自面对千万人，也敢于勇往直前。孟子强调的不动心既有对正义良心的坚守，又有由内而外扩张出来的无畏勇气。这就是道义之勇，是真正的大勇。另一方面，孟子认为不动心的养成需要“持其志，无暴其气”[2]64,需要长久地保持这种道义的勇气。因为在孟子看来，一个成就大事的人会“苦其心志”“动心忍性”“困于心”，经历各种挫折考验，还会面对“宫室之美、妻妾之奉”等外在诱惑，这些都容易使人丢失本心而无法坚持。

“我欲仁，斯仁至矣”[5]85。一方面，“居仁由  义”的人生道路在时刻提醒党员干部，要有仁心、仁义，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有什么样的权力，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初心，不能忘记自己要走的路。不能够自暴自弃、自甘堕落，放弃对仁义道路的坚  持，并且要能够将“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将“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那么领  导干部就能更好地理解别人之难、百姓之苦、世间  之艰。另一方面，孟子在生死面前对人生大义的抉择，如同一声惊雷，能够震颤到党员干部的心扉。充塞于天地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行有不慊于心”的“直养”，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  不屈的气节，舍生取义的坚定操守，对每个党员干  部而言，不论是在日常工作的思虑中，亦或是外部  条件的诱惑下，亦或者在艰难困苦的挑战前，如同  一味精神猛剂，醍醐灌顶，指引方向。再一方面，如果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用孟子的话形容，“不动心”可能非常贴切。这是党员干部立身修养的一个目标，不仅是得志、不得志时内心的一种修养，更是在是非 曲直道义 面前坚守 的一种勇  气—“虽千万人吾往矣”！如果每个党员干部把对真理的坚持，对世间道义的坚守作为立身处世的人生方向，必将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三、      兼善天下，注重对天下安定、百姓安危的关切

孟子之时，天下纷争，百姓流离，“处士横议”，人心不古。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孟子可以选择逃避去隐遁山林，也可以选择逢迎去闻达诸侯，但孟子却以一种坚毅的人生态度，选择与天下的安定、百姓的安危紧紧关联在一起。他认为君子的责任就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让君—26—

王行王道，“天下定于一”，让百姓“尽其心”“知其性”。他认为不管是否得志，都要积极贡献自己的社会力量，能得志就“与民由之”“泽加于民”进而兼善天下，不能得志也要“独行其道”“修身见于世”。孟子以他忧国忧民的入世情怀和解民倒悬的使命担当，彰显了那个时代的君子人格。

“保民而王”[2]15。由于孟子处于动荡时代，其书言及重点往往不在国家，而是着眼于天下。如何让诸侯称王天下，使天下太平，孟子选择的不  是天时、地利和兵器的多寡，而是止戈为武，“保  民而王”。孟子认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  之。”[2]363 百姓是国家的财富，是诸侯统一天下的  关键所在。“保民而王”的关键有四点：其一，让  百姓有恒产。有恒产才能有恒心，百姓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才能与国家同心同德。因此，孟子认为  要“制民之产”，要让百姓能够“不违农时”“数罟  不入洿池”“斧斤以时”，进而“使民养生丧死无憾  也”，同时要给百姓“五亩之宅”“鸡豚狗彘之畜”“百亩之田”，进而使百姓可以衣帛、食肉、无饥；其二，要关注弱势群体。“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  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2]37,要关  注保障好鳏寡孤独这些弱势群体；其三，要“省刑  罚，薄税敛”。减少刑罚对百姓的伤害，减轻对百  姓的税负，使得“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  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2]18,让耕者、商者、旅者都能受益；其四，要“谨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义”[2]18, 注重学校的教育，让百姓能够了解孝悌、人伦的道理。

与民同乐。如果说孟子的“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2]333 道出的是君子对内在德性感受到的快乐，那么君子的仁义延伸到社会政治就是与民同乐。这不仅是孟子关切民生的一种人生态度，更是那个时期孟子认为君王想要称王天下的施政方针。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孟子认为君王好货、好色、好乐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推己及人。将“灵台”“灵沼”、园林与民共享，让百姓能够感受到王道政治治理下的快乐，这样百姓便能够与这个国家同欢乐共分忧，“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这个国家便可称王天下。另一方面，要有完善的社会制度保障好百姓的利益。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 征 ”“耕 者，助 而 不 税 ”“廛，无 夫 里 之布”[2]80, 这些关切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方面，能得到科学合理的政治设计，便是“天吏”，便能无敌于天下。再一方面，反对无义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2]186。为了土地而牺牲百姓，在孟子看来罪大恶极。战争的关键在于百姓的期望，要以百姓的意愿作为参考，这样便是“不嗜杀人者”，就会使得“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便能实现仁者无敌。

“我亦欲正人心”[2]163。孟子认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诸侯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但  那个时代“处士横议”，邪说恣肆，上至君王，下至  百姓，对人心的认识都有偏差。孟子再次以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  辞”[2]164。一方面，孟子坚决反对“杨朱、墨翟之  言”，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  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2]164, 极力宣传儒家  仁爱孝悌的人伦之道。另一方面，孟子在与诸侯、诸子辩论的过程中为儒家正名。与梁惠王辩义利，彰显仁义，与齐宣王辩君王之乐，彰显仁爱，与  告子辩论人性善与不善，彰显对君子之性的笃定。在一路颠沛流离中，为儒家正名，为百姓发声，让  儒风浩荡，让人心光明。

“君子之守，修其身以天下平”[2]375。从天下  一统，到百姓安乐，再到人心得正，正如孟子所言：“君子的操守，修养自己而使天下太平。”这对新  时代党员干部而言，有其借鉴意义。其一，“保民  而王”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只有  与民谐行，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摆在首要的位置，才  能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信赖，守好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关注百姓的生产生活、教育医疗，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让社会的公平正义普照世  间，真正将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作  为施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二，“与民同乐”提  醒广大党员干部要注重社情民意，要关注好百姓的精神生活。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化解好社会矛盾，既考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也考验其能力。其三，“正人心”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好百姓的思想教育工作。在信息社会，思想言论以更隐蔽、快捷的方式侵袭  着人们的大脑，如何正确引领舆论，将百姓思想凝  聚到社会稳定发展中来，同样对党员干部是一次考验。这既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也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当代魅力。

四、通权达变，注重对事物观察处理的变通

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评价孟子“迂远阔于事也”。但细读《孟子》，在变与不变之间，孟子有他的变通和智慧。《孟子》中曾提及到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2]66在借子贡对孔子的评价来表达对圣人的钦慕同时，也表达出他眼中圣人或者君子的标准：除了仁，还要有智。杨海文先生在其书中提到：“沿着孔子的思路前行，孟子建构了‘仁且智’的范式。”[7]90可以说，孟子的智是以仁为核心，由仁统率下智来判定是非，把握变与不变的有机统一。

“子莫执中”[2]344。“执中”在《孟子》中共出现了4次，其中两次，一次是赞美汤“执中”的美 德，一次是“子莫执中”，说明子莫的“执中”接近正确。学界一般将“执中”理解为折中或者遵循事物的道理原则。就孟子而言，在变不变之间有其遵循原则，应该是“惟义所在”。义是通向仁的道路，也是把握变与不变的准绳。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事物，没有义的衡量，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有可能选择趋利避害，甚至恣意妄为。这体现在孟子对出仕态度上，他反对“枉尺而直寻”，认为不能为了出仕而违背自己的原则，认为那些为了迎合世俗、曲意逢迎的人是“贱丈夫”，是如同“钻穴隙之类也”，同时还体现在孟子对待诸侯和治理国家的措施上。在百姓和诸侯之间，义在百姓，所以“民贵君轻”；在王道和霸道之间，义在王道，所以“仁者无敌”。可见，“子莫执中”代表着孟子对原则、道义的坚持，这是变通的基础。

执中行权。孟子认为“执中”接近正确，但“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没有“权”的衡量，便如同杨子、朱子那样偏激一方。现在学界一般把“执中”理解为原则性，“权”是灵活性，认为孟子的方法论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这体现在孟子与淳于髡辩论“男女授受不亲”，救是出于义，在礼与生命安危之间，“权”的是生命；体现在舜不告而娶，在告知父母与传承后代之间，告与结婚都是出于义，但孟子认为舜“权”的是父亲瞽叟的作梗，相比之下应该先娶；体现在孟子认为的言和行上，“言必信，行必过果”是出于义，但如果“权”的是天下、百姓大义，孟子认为就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既没有固执的坚守原则，也没有一味的变通应对，而是以一种原则和灵活有机统一的方式，彰显了那个时期君子的处事智慧。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2]202。在孟子通权达变的思想逻辑中，不难发现，孟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变在其中！不可违背道义，是孟子认为君子一生要走的路。不仅要走在义的道路上，君子更要“修身见于世”，如果有面临需要抉择的事情，也是在义的基础上去“权”。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今天，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期，从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到机构改革、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些复杂多变的问题对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是挑战，孟子通权达变的思想能提供一定借鉴。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在个人工作生活中要以义为原则，坚持党员的党性，以人为本。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工作任务时，在面对一些急难险重的任务时，要把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视为关键，而不是权衡工作的指标、上级的考核、利益关系。这既是出于工作原则性的要求，也能够保证工作方向不偏差。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执中行权。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一味固守义的原则，可  能会导致工作保守，缺乏创新，如果能在原则基础上增加“权”的衡量，有可能带来工作思路的活跃，工作局面的打开。这需要义的坚守，也需要“权”的智慧。

整体而言，孟子的君子人格观对新时代党员干部政德修养而言，有着鲜明的时代价值。孟子直指人心，以心性立论，强调君子之性，有助新时代党员干部提升党性修养；辨析义利，以义为先，强调君子之守，有助于新时代党员干部涵养为政之德；兼善天下，“泽加于民”，强调君子之为，有助于新时代党员干部担当作为；通权达变，执中行权，强调君子之变，有助于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创新。

中国君子文化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