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存生：君子之道与法治国家

君子之道与法治国家

严存生  教授  西北政法大学

摘  要：在西方，“法治”意味着“多数人之治”（ 民主），“人治”则意味着“少数人之治”。但在我国古代的“法治”观念里并无此义。却认为法为道之用，因而在法治国家里执政者就是“执道者”。所以只有知道、行道者的“君子”才能承担这一神圣任务。而“君子”在社会里却是少数。所以，“法治国家”并不意味着“多数人之治”，而是“君子之治”。这一“法治”怎么评价？想就此谈点浅见，并与西方的  “法治”观念作一比较。

正宗君子文化唯一标识LOGO

       在研究“法治”或“法治国家”时，西方的思想家很少从“执政者”的角度进行论述，他们认为“执政者”是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的，民主机制会使“执政者”中的两部分—“立法者”和“执法者”分别掌握“主权”和“治权”，并忠实地执行其“立法”和  “执法”职能。而“治权”的“执法”，就是“法治”。这意味着，“法治国家”与“执政者”的道德素质无关，“无赖”也可以成为“执政者”。显然这一观点是大有问题的，没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怎么可能被选上和忠于“执政者”职责？西方“法治国家”的现实已证明了这一点。我国古代的“法治”观念与之不同，认为“执政者”应是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即“君子”。只有他们才可能制定出“良法”，并忠实地执行法律，从而才可能产生人人守法的“法治”状态。而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即“君子”不是用投票选举的办法所能产生的。他们不仅需要其主观的自觉修养，养成“兼济天下”“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而且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如良好的社会风气和正确、严谨和全面的法律制度。这意味着“法治国家”和“君子之道”之间有内在关系。本文就是想在介绍我国古代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揭示这一内在关系，并论述“法治国家”的“执政者”应有的品德及其养成的社会机制。

做君子锅巴

一、君子和君子之道

（一）“君子”一词的词源和词义

在我国古代，“君子”的称呼很早就存在，据有人统计《诗经》中就有 180多处〔1〕。如《周南·关雎》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过最早的“君子”多指地位尊贵者的男性。“君”者“尊也”。〔 2 〕故国家中最高的领导人被称为“君主”。其他有社会地位者也称之为“君”。如“平原君”“商君”等。

       我国古代“君子”与“小人”常常相对应。最初主要从地位上来划分。地位高的叫“君子”，低的叫“小人”。赵纪彬在《论语新探》中指出：“‘君子’是西周、春秋时期对奴隶主世袭贵族的通称。”我国古代一般把人分为上、下两类。上者称士大夫，有君、卿相（三公）和诸侯、大夫、士；下者称“庶人”“俗人”“百姓”“众人”，有工、农、商贾。如《荀子·儒效》曰：“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这就是说，“君子”也就是上一类人。而下一类人，也称“小人”即靠体力生活的人。《管子·法法》曰：“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才厚而养足。”《管子·君臣上》曰：“务四支（肢）之力，修耕农之业以待令者，庶人也。”《管子·君臣下》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

       不过，后来“君子”一词更侧重于指道德高尚之人。因而，“君子”主要指理想的道德人格。因为，我国古代文化观念认为，“道”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而事物的运动只有合于“道”才能呈现最好的状态，并具有良好的品性，而这个品性叫“德”。 “德者，得也”，即知“道”和行“道”者。他们是人类社会中道德高尚的人，故称为“德  人”或“君子”。

如《周易·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礼记·大学》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 礼记·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管子·侈糜》曰：“君子者，德民之称，故但纠察人，不为人所纠。”《管子·形势解》：“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适主意而偷说，备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虽速，祸患之至亦急。”

       孔子也以道德高尚之人为“君子”的基本涵义。认为君子“道济天下”，〔 3〕“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财），君子怀刑（法），小人怀惠（利）。”（《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论语·卫灵公》）因而，人以得道为最大的乐趣，“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他一生的使命就是知道，他一生以传道者自居。他称赞学生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论语》中孔子实际上把“有德者”应当具备的各种美德，如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耻等，都打上了君子的烙印。

（二）君子之道的特质

       概括地说“君子之道”的特质就是“义”。“义者，宜也”，即用道义观念合理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义”的核心观念是“仁”，“仁者爱人”，平等地爱，广泛地爱（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世间的人际关系不外乎组织中的上与下级、家族中长辈与  晚辈、夫妻、兄弟姊妹、妯娌、社会上的朋友、交易者、冲突者的关系，故“君臣父子人间  之事谓之义”。它要求“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戴记·礼运篇》也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  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孔子在《礼记·大学》中总结君子的特点和社会使命时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  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宋时的张载则把君子的使命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４〕

由此看来，“君子”的道德特质主要表现在修身、齐家、平天下（社会交往）和治国几个方面：

１．修身

      修身，即其“心正形正”，成为“德人”，成为知道、明道、行道者。就是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准备，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而要如此，就要“志于学”：格物致知；以他人为师，严以律己，不时地自省。如《管子·七法》曰：“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实也，诚也，厚也，是内在品质；施也，度也，恕也，是由此而施之于外的原则）

       孔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述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礼记·大学》）

       《荀子·不苟》曰：“君子，小人之反也：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见由则恭而止，见闭则敬而齐；喜则和而理，忧则静而理；通则文而明，穷则约而详。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渐，愚则毒贼而乱；见由则兑而倨，见闭则怨而险；喜则轻而翾，忧则挫而慑；通则骄而偏，穷则弃而儑。”《荀子·不苟》曰：“君子宽而不僈，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荀子·乐论》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君子耳不听淫声，目不视女色，口不出恶言。”

2.齐家

       “齐家”，即处理好社会中最基层的社会组织的家庭、家族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家族，它以“和睦”和“人丁兴旺、财源滚滚”为目标，处理的原则是：(1) 长辈对下辈：慈爱、养育、管教；(2) 下辈对长辈：敬孝、赡养；(3 ) 夫妻间：尊、贞、顺；(4) 平辈间：悌。如《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后为君子。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丧纪有礼矣，而哀为本；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治政有理矣，而农为本；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生财有时矣，而力为本。置本不固，无务农桑；亲戚不悦，无务外交；事不终始，无务多业。反本修迹，君子之道也。”〔5〕

       《荀子·君道》曰：“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敬爱而致文。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功而  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

       《弟子规》曰：“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言语忍，忿自泯。”“桓公曰：‘金刚则折，革刚则裂，人君刚则国家灭，人臣刚则交友绝。’夫刚则不和，不和则不可用。是故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由不刚也。”（选自《说苑·敬慎. 7》）格言：“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

3.平天下

       “平天下”，即与人平等交往，和平相处。家庭虽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但它并不能满足人的一切需要，因此人会走出家庭与他人交往。而内心树立了仁、义、礼、智、信等善的观念的“君子”，必然在与人交往时在行动上会显示出温、良、恭、谦、让的文雅形象。而要如此，就必须遵守交往的一系列准则。主要的有：(1)要为人正直、公正、诚信，而不是虚伪奸诈。人无信不立，信不仅表现在对人之道“义”的坚信忠贞，而且表现于与他人交往中讲信用，因而只有忠贞诚信的人，人们才会与之交往。所以，正直、公正、诚信也就成为“君子”与人交往的第一美德，也是区别“君子”与“小人”的一个主要标准。

       如《礼记·中庸》曰：“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在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  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管子·枢言》曰：“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荀子·不苟》曰：“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

(2) 与人交往能平等、友善、谦和，和睦相处，不无谓地争斗。故行为文雅，合群不党。《易·同人·彖》曰：“君子乐与人同，小人乐与人异。君子同其远，小人同其近。”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悖矣。”（《论语·泰伯》）

       “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说苑·敬慎. 4》）《论语·学而》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论语·卫灵公》曰：“君子衿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学而》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先进》曰：“过犹不及。”“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群书治要卷三十四·老子》）

《孟子·离娄下》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曰：“君子之大义，和调而不缘，溪盎而不苛，庄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铨，刻廉而不刿……。”

《荀子·儒效》曰：“争之则失，让之则至；遵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 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君  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6〕“高上尊贤，无以骄人；聪明圣智，无以穷人；资给疾速，无以先人；刚毅勇猛，无以胜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智必质，然后辩之；虽能必让，然后为之。故士虽聪明圣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让；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谓高而不危，满而不溢者也。”〔 7〕

(3) 在行为追求的目的上，君子是义和公，而小人是利和私。

如《管子·心术下》曰：“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

       《管子·轻重乙》曰：“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管子·形势解》曰：“圣人择可言而后言，择可行而后行。偷得利而后有害，偷得乐而后有忧者，圣人不为也。故圣人择言必顾其累，择行必顾其忧。”

       《论语·里仁》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财），君子怀刑（法），小人怀惠（利）。”《论语·阳货》曰：“君子义以为上”。

(4) 在行事方法上，君子是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过犹不及”，有度、正当。君子做事能掌握好度，做到恰到好处，因而具有正当性，得到社会的认可。小人相反， 好走极端，不管是否正当，是否合于“义”（宜）。

       如《管子·宙合》曰：“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治，运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

《礼记·中庸》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者，“过犹不及。”；“庸”者，“用”也，用的结果就是“和”，故“庸”者，“和”也。故“中庸”也称“中和”。〔8〕

《论语·雍也》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先进》曰：“过犹不及。”

《荀子·儒效》曰：“先王之道，人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  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 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  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樽，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荀子·解蔽》曰：“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

(5) 在行为决策的内在依据上，君子基于理和谋，小人基于欲和力。

       如《管子·小问》曰：“君子善谋，而小人善意。”《管子·心术下》曰：“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故其所得事者，常为身宝。小人之求事也，不论其理义，不计其可否，不义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尝为赖也。”“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  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

《论语·为政》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子罕》曰：“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荀子·富国》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  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荀子·解蔽》曰：“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  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荀子·宥坐》曰：“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圣人以心导耳目，小人以耳目导心。”“力胜贫，谨胜祸，慎胜害，戒胜灾。”〔 9〕

“谋有二端：上谋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预见存亡祸福之原，早知盛衰废兴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难于无形。”〔10〕

“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夫正者，其权谋公，故其为百姓尽心也诚；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为百姓也诈。”〔11〕

“夫智者举事也，满则虑溢，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则虑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举而不陷也。”〔12〕

（６）在行为结果上，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君子的行为有益于社会，小人则相反。如《管子·心术下》曰：“圣人裁物，不为物使。”

《荀子·修身》曰：君子“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臣道》曰：“恭敬，礼也；调和，乐也；谨慎，利也；斗怒，害也。故君子安礼乐利，谨慎而无斗怒，是以百举而不过也。—小人反是。”“事人而不顺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顺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故无德之为道也，伤疾、堕功、灭苦，故君子不为也。”

（７）“君子”树立了正确的荣辱观，有一个好的心态，能正确地对待成功和失败，不会因成功而骄傲、失败而气馁。如《管子·形势解》曰：“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适主意而偷说，备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虽速，祸患之至亦急。”

       《荀子·不苟》曰：“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君子易知而难狎，易惧而难胁，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  而不辞，荡荡乎其有以殊于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丑，不能亦丑。君  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不能则恭敬繜绌以畏事人；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故曰：君子能则人荣学焉，不能则人乐告之；小人能则人贱学  焉，不能则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荀子·正论》曰：荣辱“是有两端矣。有义荣者，有埶荣者；有义辱者，有埶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埶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荣。流淫污僈，犯分  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借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埶辱。是荣辱之两端也。”“不仁不知，辱莫大焉。”“圣王之分，荣辱是也。”“故君子可以有埶（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  埶（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有埶（势）辱无害为尧，有埶（势）荣无害为桀。义荣埶  （势）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埶（势）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圣王以为法，士大夫以为道，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万世不能易也。”《荀子·非十二子》曰：“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

４．治国（第三部分专论）

（三）君子的生成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是天生的吗？我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做了否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君子或“圣人”与其他人原本没有什么区别。差别只在于后天的社会环境和自身努力。《荀子·荣辱》曰：“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埶注错习俗之所积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虑之难知也，行之难安也，持之难立也，成则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恶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恶焉。”“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

       荀子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是后天的，在于“积”，即不断地修身、学习、思考礼义方面的知识。《荀子·不苟》曰：“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荀子·儒效》曰：“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一句话，“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是后天在社会环境下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产生的。《荀子·性恶》曰：“化性起伪，伪起于性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从而使“小人”变为“君子”。

       管子从心理层面论述了这一过程。他指出，一些人，即君子或圣人，他们能克制内心的欲望和情感，静下心来思考“道”。而运动的“道”是一种“精气”，也在人心中流动，能沉积于静者的内心之中，使之知“道”，并接受其指导遵“道”而行动，从而达到“心正形正”，成为有“德”之人，即为“君子”或“圣人”。然后他们进而成为传道和执道之人，向别人宣传道德知识，并执掌社会权力，制定法律，控制人们的行为，使其符合道。《管子·君臣上》曰：“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圣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道也者，万物之要也。为人君者，执要而待之，则下虽有奸伪之心，不敢杀也。夫道者虚设，其人在则通，其人亡则塞者也。非兹是无  以理人，非兹是无以生财，民治财育，其福归于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轻其国也。 故君一国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管子·君臣上》曰：“道也者，上  之所以导民也。是故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事业程于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动者  也。”“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  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这就是说，“君子”是得道、传道和行道之人。

       孔子也认为，君子得于后天的学习和修身。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  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述而》）“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  达。”（《论语·宪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  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 四）君子的种类

１．“圣人”

我国古代“君子”一词往往与“圣人”一词混用。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并非所有的“君子”都可以称为“圣人”，只有极个别的“君子”，在特殊的时代和环境下，才能称为“圣人”。因为“圣”者，“通”也，是与“神”相联系的〔１３〕，所指的都是“道”，“神”是未被认识的“道”，其存在于“密”，所以给人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秘密力量感；“圣”则相反，是被认识和掌握了的“道”，即达到对“道”的融会贯通，掌握其真谛，因而“圣人”能预测和应变一切事件。故而，“圣人”是“道”的化身，是神化的“君子”，是君子中的最高者，能达到对“道”的完全领会并贯彻于实践中的人。〔１４〕如《管子·心术上》曰：“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为之圣人。”《管子·心术下》曰：“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

然，无私载也”。“圣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殁世不亡。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日用而不化。”“是故圣人一言解之，上察于天，下察于地。”再如荀子在《荀子·儒效》曰：“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  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搏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荀子·哀公》曰：“所谓大  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荀子·解蔽》曰：“圣也者，尽  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  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  人也。”《荀子·解蔽》曰：“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是故众异不得相蔽以乱其伦也。”

２．“士君子”和“仕君子”

由于道义上的“君子”主要存在于“士大夫”阶层中，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士”都能入“仕”（ 当官）。所以，“君子”可以分为“士君子”和“仕君子”。后者是成为执政者的“君子”，有“明君”“清臣”两类。“士君子”是游于民间的“君子”，叫“游士”，包括隐士和云游的贤哲。他们中有的公开兴办学校和学术机构，收留学者和学生，专门以研究和传播“道”的知识为使命，如春秋时的道、儒、墨、名、法等各种学派；有的成为侠客义士，游历于民间，平息人间的不平之事；有的隐居山林，秘密研究和传授某种知识，如鬼谷子；有的则或公开招揽有识之士，研究治国之方略，给各诸候国的强大提建议、推荐人才或间接地干预其决策。如战国时的以招养名士而出名的“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

二、法治国家的执政者为什么应是君子

（一）法治和法治国家

       在上面的第一章中，我们曾详细地论述过这个问题，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国家是最高的社会组织，是社会之公器，目的在于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为大家谋福利。其  活动概括起来叫“政事”或“政务”，简称为“政”。故管理这些事务，就称之为“执政”。“执政”的价值目标是“正”。“正”的内容具体说来，第一，顺应事物的本性去治理，使  其各遂其愿。《管子·版法》曰：“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三经既饬，君乃有国。”即坚定心志、不违天时风雨，使高下之人，各得其愿。他说这是君主执政的“三经”。第二，坚持“公天下”的观念，行事公而无私。《管子·牧民》曰：“无私者可置以为政。”《管子·法法》曰：“明君公国一民以听于世，忠臣直进以论其能。明君不以禄爵私所爱，忠臣不诬能以干爵禄。君不私国，臣不诬能，行此道者，虽未大治，正民之经也。”第三，行事公平正直，能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敢于纠正不法行为和打击邪恶势力。《管子·正篇》曰：“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又曰：“出令时当曰政”，即政令合乎时宜，就是正。《管子·霸言》曰：“夫明王为天下正，理也。按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继绝世，此天下之所载也，诸侯之所与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下王之。”这就是说，“正”就是为公，去私，去邪，去奸。而追求衡量“正”的权威性标准就是“法”，实现的原则就是“法治”，即选贤任能，依据人之道和客观形势制定合乎时势的“法”，并忠实地执行之。正如《黄帝四经·经法·君正》曰：“法度者，正（政）之至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管子·法法》曰：“政者，正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  苟为难。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

       综上所述，人的自然性是有缺陷的，克服的办法就是走向社会，建立各种社会组织，而国家是最能体现人的社会性的实行社会治理的组织，是社会之公器，其治理的目  的是大家的行动归于“一”或统一于道，方法是“致中和”，而法律是衡量、实现“中和”之标准和最强有力的手段，故国家的治理必须坚持“法治”原则，或者说理想的国家应  是“法治国家”。

（二）法治国家的执政者为什么应是君子

“法治国家”的“执政者”为什么应是“君子”？原因有二：

       其一，“治国，平天下”是“君子”最重要的不可推卸的神圣使命。在上面介绍“君子”的特质时，普遍的认识是“君子”不但要“独善其身”，而且要“兼济天下”〔15〕，即“治国”。因为“君子”立公弃私，只有成为“执政者”才能借助于国家权力完成这一神圣使命。

       其二，只有“君子”型人才才能承担起“以法治国”的神圣职责。这是因为，国家是天下之公器，国家的管理要遵循“正”的原则，而衡量“正”的标准是礼法。那么，由谁来执掌国家权力呢？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普遍回答是“君子”。不过不是任何的“君子”，而是成为“仕”的“君子”，包括最高的执政者的“君主”和辅助者的官吏。由于他们知“道”，因而有“执道者”的高尚品德和依据“道”结合所在社会的实际创制和忠实地执行法律的品德和能力，所以，法治国家离不开他们。

       荀子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荀子·性恶》曰：“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不苟》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治非礼义者也。”“治之为名，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为修而不为污也。”《荀子·致士》曰：“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  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于小人。’”《荀子·儒效》曰：“人  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故《荀子·王制》曰：“天地者，生之始  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  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有法者一法行，无法者一类举。”《荀子·王制》曰：“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又曰：“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荀子·君道》曰：“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

（三）君子与法治国家的辩证关系

“君子”与“法治国家”的辩证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１．君子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礼法的创制者和执行者

前面讲过“仕君子”即入“仕”的“君子”，也就是当官或成为执政者的“君子”。不  过由于种种原因，执政者并不都是“君子”，而只是其中的“明君”“清臣”和“廉吏”。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不仅具有一般“君子”的品德，而且具有“仕君子”的品德和才能，忠实地依照人之道和国家的本性和“法治”原则执掌国家权力。即由他们创制出合于道义的法并带头遵守之，向大民众宣传法律的精神和内容，严格和公平地执行法律，惩罚违法者，以维护社会良好的秩序，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荀子·不苟》曰：“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故君子者，治礼义者也，非  治非礼义者也。”《荀子·致士》曰：“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顷旷也。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于小人。’”《荀子·王制》曰：“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

２．“法治国家”是“君子”最理想的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场所

       人与环境是对立统一的，是互为因果的。环境创造了人，人也改变了环境。“法治国家”与“君子”的关系也是如此。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君子”的生成虽然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修身），但更重要的在于良好的社会环境，如良好的家庭、学校和朋友的关怀和督促教育，以及良好的社会风俗和政治法律制度，当然还包括社会实践中与坏人坏事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社会环境，特别是大环境的政治法律制度，使他“化性起伪”，成为真正的人，即有德之人—“君子”；而法治社会的建设也离不开“君子”，正是由于“君子”中的一部分成为“仕君子”，正是因为国家中有“明君”和“良臣”，能制定出“ 良法”，并忠实地执行之，因而才使法治国家成为现实；而只有法治国家才能使“仕君子”发挥其作用。因为只有在法治环境下，在法律的约束下，才能较好地培育出“仕君子”的好品德和防治其道德蛻化和政治腐败。

三、法治国家中的仕君子之道

       由于“仕君子”不再是一般的社会个体，因而他们应有比一般君子更高的品德和责任，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而是要“兼济天下”。为天下所有人的安全和幸福负责。〔16〕因而，他们在执政时要完全脱离开个人，站在公众的立场、代理人的立场、中间人的立场，公平地创制、忠实地执行法律，向人民负责。正如荀子所指出的“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为此，他们要从内心中树立“公天下”“民为本”“政之以德”“治之以法”“求公正”“致中和”“讲诚信”等基本的社会治理观念。

此外，由于君、臣在国家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因而，作为“仕君子”中的“明君”和“清官”，在品德要求上也是有差别的。具体说来：

（一）明君之道

“明君”，又称“有道之君”〔17〕“圣君”或“明主”，就是成为君主的“圣人”或具有“圣人”素质的君主。古代的尧、舜、禹就被认为是这样的“圣君”。与其对应的是“昏君”“闇君”。他们与一般“圣人”的区别不仅在于有过人的品德和能力，而且善于选用社会上的“圣人”，聚合众“圣人”之智慧和力量来治理国家。如《管子·形势解》曰：“明主与圣人谋，故其谋得；与之举事，故其事成。”“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

那么，什么是明君之道呢？我国古代思想家的论述很多。如《管子·明法》曰：

〔16〕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是内在同一、身国同构的。《老子》第 54章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庄子也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庄子·让王》）

〔17〕 在《管子·四乘》中齐桓公问管子什么是“有道之君”？管子对曰：“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竟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