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涵 高丽诗人李穑的晚年心态与“君子诗学”

高丽诗人李穑的晚年心态与“君子诗学”

陈博涵  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内容提要：  “君子诗学”是对李穑晚年诗学思想的总结。李穑因参与高丽末期的政治纷争 而陷入困境， 他以家国为大计，表现出不为外物所累的达观心态 。这种心态进一步促进了他对“君子诗学”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上追求君子所固有的坚毅刚强和乐天知命的精神风貌；二是在理论上重视心性修养，以“君子心”作为文章写作的根本。“君子诗学”的形成得益于李穑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是 13 世纪中国儒学思想域外传播的结果，并对李氏朝鲜时代的诗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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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高丽末期的大儒，李穑的义理、道德、文章都堪称典范。河仑谓其“义理精微， 上接程张。文辞高古，下视苏黄。道积厥躬， 处事安详。德与齿尊， 位冠岩廊”①。然而，这样一位大儒在高丽末期的政治纷争中却没有逃脱被弹劾、遭贬谪的命运。在困境中， 李穑继承和弘扬了儒家文化中的君子品性，特别是朱子 学有关心性养成的学说，对其实践“君子诗学”有着直接的影响。

一 “立昌迎禑”与李穑的晚年遭遇

      “立昌迎禑”是李穑晚年因复出而罹祸的重要政治事件 。禑、昌即高丽末期的禑王、昌王两位父子国王。元明易代之际，高丽恭愍王审时度势，积极发展与明朝的外交关系，并于洪武二年(1369) 停用元朝至 正年号， 派遣使臣奉表称贺谢恩，表达臣服之意。② 同年，朱元璋遣使赴高丽，册封恭愍王王颛仍为高丽国王，赐金印。③至此，高丽正式成为需要明朝认可、册封的藩属国。但作为恭愍王的后继者，禑王冲龄践位，受权臣左右而实施亲元外交，不断加深明与高丽间的矛盾摩擦，致使禑王政权一直未得到明朝认可 。宗藩关系的紧张，进一步导致高丽使臣或被扣押，或被阻行，明朝亦连续多年却贡不收。直至高丽与蒙古关 系彻底被切断后，明朝的遏制政策才开始松动。④洪武十八年(1385) ，禑王遣使入明，再次请谥承袭，最终得到明朝认可。①然而，这来之不易的合法化，并没有得到高丽权臣们的感激。洪武二十一年(1388) ，在明朝征伐纳哈出之际，高丽因不满明朝设置铁岭卫，遂议定攻辽，命令曹敏修、李成桂为左右军都统使，领兵进入辽东边境。同年五月，在左右军渡过鸭绿江屯守威化岛之后，面对恶劣的天气环境和后方补给的不足， 两位军都统以“事大以诚”的保国之道，上书表达班师之意。在多次请示无果后，李成桂劝说曹敏修毅然回军京城，铲除君侧之恶。②这便是高丽史上有名的“威化岛回军”事件。此事件的直接影响是，一方面有力打击了高丽内部的异己势力，在稳固明与高丽宗藩关系的同时，使李成桂的声望和权势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是对高丽王权的削弱，即废除禑王迎立新王。后一点牵涉到李穑的意见，也是他晚年卷入政争的开始。

    《高丽史》载，在“威化岛回军”之际，李成桂曾与曹敏修共同商议择立王氏之后为新王，但曹敏修反悔，欲立谨妃之子昌为王，即禑王之子 。为说服众将， 曹敏修征求了李穑的意见，李穑说：“当立前王之子。”③于是昌王遂立。值得注意的是，《高丽史》的编纂者在此对禑王身份提出了质疑，结合禑王本传，禑王系逆臣辛旽之子，为辛禑， 非王氏之后 。按其逻辑，李穑推举前王之子为王的行为，便是对真正王氏之后的忤逆 。李穑晚年遭受政治舆论的大肆攻击皆缘此而起。

       对李穑而言， 禑王政权是受到明朝册封的合法政权，不能擅自废立，“立昌王”的目的是再次迎立禑 王 。因为昌王年龄太小，无法抵御权臣乱政，王氏政权随时有被颠覆的风险。在议立昌王问题上，李穑可 能非仅此一言。由元天赐、范世东编纂的《华海师全》曾收录《后王诰忠情辞》，文中记载李穑定议后，又写道：“李穑仰天叹曰：‘群恶当路， 王既被毒， 我筹何为？ 欲将正义， 王祸愈极， 故断定允位， 我罪难释。然伊尹则放而还奉，今王亦必惩前致悔，吾将为伊尹。’”④伊尹是商朝的开国元勋，也是商汤的老师，他曾让汤王长孙太甲驻守桐宫三年，悔过自责， 而后重新将其推上王位。⑤李穑用其典故，有自况之意， 他是禑王的老师，在禑王被废流放之后，他希望仿效伊尹的做法，以维护王氏政权。《后王诰忠情辞》所记表明，“立昌”以“迎禑”是李穑等高丽末期大臣维护王氏政权的重要策略 。⑥李穑之子李种学的言辞可以证明这一 点，其诗写道：“牧翁长年病在床，近岁拜相亲观光 。只为玄陵不为昌，知我者谁唯苍苍。”⑦牧翁指其父李穑，玄陵指高丽恭愍王。在李种学看来，父亲念念不忘旧主之恩，即使年老体衰也未曾负心于王氏。《高丽史·吴思忠传》中有关李种学的言论，虽出自谏官之口， 但亦有可取处，李种学说：“玄陵既以禑封江宁君而立府矣，而又天子爵命禑矣，李(太祖旧讳) 何人，敢违玄陵之命，废我骊兴王乎？  ”①李氏父子对禑王政权的极力维护不仅有着多年的君臣知遇之恩，还因为它是得到恭愍王和明朝双重认可的合法政权。李成桂集团的擅自废立打乱了高丽固有的政治秩序，是对王氏政权的巨大挑战。

       在政争的另一面，李穑成为李成桂集团打击禑王旧臣的重点对象 。  曾受教于李穑的大儒郑道传，在与李成桂谋立新王一事上与李穑产生异议，从而导致二人政治立场的分裂 。按照李成桂与曹敏修在“威化岛回军”之际的内部协商来看，废除禑王应该是一种共识，只不过在确立谁为新王问题上，二人未达成一致意见。昌王即位不满一年被废，也说明两派势力斗争相当复杂激烈。恭让王即位后，支持“立昌迎禑”的李穑等人随即遭到弹劾流放。作为李成桂重要谋臣的郑道传对李穑的攻击最为激烈，其论述重心便是批评李穑“立昌迎禑”的行为是对真正王氏的叛逆。为此，他上书都堂请求诛杀李穑，其言：“天子诰命， 一时权臣以为玄陵之子欺而得之也。后天子有命曰：‘高丽君位绝嗣，虽假王氏， 以异姓为之， 亦非三韩世守之良谋。’又曰:‘果有贤智陪臣，定君臣之位。’则前命之误，天子亦知而申之矣。安敢以诰命藉口乎？ ”②所谓“前命”是指洪武十八年(1385) ，禑王多次“请谥承袭”后，最终得到明朝认可；“后天子有命”是洪武二十二年(1387) ，高丽王权更迭之际，使臣尹承顺、权近从明朝带回的圣旨，其有言曰：“高丽国中多事，为陪臣者，忠逆混淆，所为皆非良谋。君位自王氏被弑绝嗣，后虽假王氏， 以异姓为之， 亦非三韩世守之良法。”③该道圣旨明确指出恭愍王之后继位的禑王是异姓之王，这成为郑道传攻击禑王旧臣的有力武器 。郑氏有效地利用了上国明朝的权威，居高临下， 质疑禑昌父子政权的合法性，并遵照圣旨在藩属国内部重新厘定君臣关系，进一步展开对以李穑为代表的禑王旧臣的打击和清算。

       除郑道传的攻击之外，尹绍宗等谏官亦屡屡上疏弹劾李穑等旧臣， 所据明朝圣旨与郑道传所引内容是一致的 。他们奉天子之命为圭臬，并依此整顿朝纲，将李成桂奉恭让王即位，倡大义， 定大策， 拨乱反正，推为忠臣； 将李穑、曹敏修等人沮众议而立异姓，没有尽到王氏之臣的职责，定为谋逆之臣 。④谏官所论，显示出郑道传等人制造的舆论正在迅速蔓延，“伪朝”“异姓”等词一时间成为大臣上书所常用之语。如《高丽史·李詹传》引李詹《九规》说：“臣不敢远引古昔，请以伪朝之事言之。伪辛以猜忍狂暴之资，当王氏不吊之时， 窃我重器， 恣行无度。”⑤又《尹绍宗传》记尹绍宗规劝恭让王居安思危时说：“自异姓窃国， 以观逸游田， 痡毒生灵， 恶声闻于上国。今赖天祐， 兴复旧物， 宜以游田为戒，乃何即位之初，不修德政， 复徇伪朝之覆辙乎？  ”⑥舆论中心向李成桂集团的靠拢，基本上宣告了李穑等人实施“立昌迎禑”策略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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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李穑的君子人格与达观心态

       面对高丽末期复杂的政治纷争，李穑在做出拥立昌王的决定后，随即出使上国明朝，为挽救王氏做 最后一搏 。  由于禑王立场的反复，明与高丽宗藩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加上禑王被废和李成桂集团的不断壮大，李穑使明的大环境可谓充满凶险。

       然而，李穑不顾年迈之躯， 自请入明， 试图以老臣的威望争得上国对王氏的同情和支持，显示了他 “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君子品性，其诗写道：“当时一寸心中地，岂为吾身为国家。”①权近记述云：公曰：“今国家有衅， 非王及执政亲朝，无以辨之 。王幼不能行， 是老夫之责也。”即自请如京。王及国人皆以公老且病固止之。公曰：“臣以布衣， 位至极品， 常欲以死报之，今得死所矣。设死道路， 以尸将命， 苟得达国命于天子，虽死犹生。”②

       李穑入明的目的是明确的，作为知名于中原的前朝进士和恭愍王的文班宰相，他希望凭借自己的名望和身份， 说服明朝借鉴前朝管理高丽的经验来经略半岛，即建立王官监国制度 。③此建议如能应允，则 是对高丽权臣的有力牵制，将大大降低王氏覆亡的风险 。但从李穑面圣的效果来看， 他的努力恐怕要付诸东流。李穑说：“今皇帝心无所主之主也，我意帝必问此事，则帝不之问， 帝之所问， 皆非我意也。”④

       李穑失利后， 很快遭到高丽内部的攻击和弹劾。其子李种学说：“季孙之忧起萧墙，便见今上登明堂。中兴功业冠岩廊，昭洗汉仪辉扶桑。韩山父子亦随行，未几同日逢弹章。”⑤ 同时遭到贬谪的还有权近(阳 村)、李崇仁(陶隐) 、河仑(浩亭) 等人，李种学作《初九日， 途中奉怀同时见黜诸先生》诗云：“阳村吾所敬，嫉恶抱刚肠 。陶叟文章妙， 浩公筹策良 。即今俱异处， 何夕更同床 。废黜虽公论， 监临有彼苍。”⑥李穑于贬谪途中曾作诗多首，对挑起纷争的政敌是有所感知的 。其《寄省郎诸兄》云：“弹文直欲杀无赦，尚幸并生天地间。”“欲加之罪岂无辞，似毁疑褒世所知。”⑦又《有感》云：“少年朋友盍簪时，吐胆输心绝诡随。利害一朝移素志，推挤宁肯惜分离。”⑧诗中虽未明确诬告、排挤之人是谁，但似乎都与郑道传有关。《寄三峰》一诗对郑道传重利轻义的行为进行了委婉批评，可以互文阐发。诗云：“世利秋毫小， 交情粥面浓。任教中龃龉， 百折水流东。”⑨诚然，面对这些诽谤和诬告，李穑并不在意，言语间流露着不为外物所累的达观心态 。权近说：恭让君立， 忌公者劾贬长湍。庚午四月， 贬咸昌。五月，诬以遣彝、初于上国， 逮系公等数十人于清州 。鞠问甚峻， 事叵测 。公曰：“死生天也， 当顺义命耳。”处之自若也。

       辛未冬， 又自咸昌被召而来 。  门人权近亦贬忠州，路见公， 以所闻于人者告之，公曰：“是则诈也，人臣之道， 唯君所命， 召之则来， 挥之即去， 死且不避， 往来何恤焉。”

       壬申四月， 复贬衿州。六月，徙骊兴。七月，我太上王即位，忌公者欲加极刑。公曰：“吾平生不妄语， 敢诬服乎 。虽死，吾为直鬼也。”语闻，王察其情特原之，移置长兴府 。①

       作为门人弟子，权近与李穑一道经历了丽末鲜初的政治变迁，对当时政争的复杂性还是有所了解的，其所记突出呈现了李穑的君子人格。

      李穑作君子诗：君子本不党，出处皆关天。奈何势所使， 令人心自煎。朝廷得罪人， 罚一将劝千 。非党亦见摈，谁能辨其然 。书之示后来， 又恐不足传 。努力守为大， 终身无少愆 。②君子本荡荡，局蹐如不容。上天既云远，诈又真如忠。所以独自守，孤松冰雪中。冰雪塞成冬，维时多北风。茅檐负朝阳，温和神志融。乐哉可卒岁，蹇蹇亦匪躬。所贵乐天命，从容保初终。③

       君子不党， 源自《论语》，意即君子与人合群但不结党营私，这是君子志行高洁的体现。面对变化无常的时势和侵入人心的干扰，君子要做到坚守固有的品性，才能避免犯错 。君子坦荡，亦出《论语》，是针对小人心胸狭窄、长于算计而言。君子要用力为善去恶，做到内心归于真实，才能无愧怍， 心胸广大。在李穑看来，“坦荡”与“不党”都是君子应当固守的品格。故其诗又云：“君子重自守， 出处皆有余。抱关亦常职，秉钧岂虚誉 。尽其所当为， 质之在诗书 。仰观敞玄象， 俯察陈黄舆 。身微海一粟， 心广同大虚 。自弃果何意，时时但欷歔。”④ 固守也是一种心性存养的功夫，即要努力克服私心杂念， 使之合乎天理，出处进退自然就游刃有余。从更高层面上说，内心的无私无欲恰恰是万物本来的样子，君子若做到了物我一体，心同 大虚，那么他在面对不同境遇时就能够不为外物所累，随任自然而尽其所当为 。李穑对君子品性的追求和向往， 呈现着圣人情顺万物，与天地同体的精神境界 。同时，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期许和要求。

       按权近所记， 李穑晚年先后贬谪之地包括长湍、咸昌、衿州、骊兴四地，《牧隐诗稿》最后一卷便收录了历经四地的诗歌作品 。在君子人格的激励下，李穑的这些创作很少见到哀而见伤的情感向度，更多的是身处逆境中的达观。在长湍， 李穑写诗寄给自己的同僚，诗云：“欲加之罪岂无辞，似毁疑褒世所知。毕竟有天吾不患，烂烹肥肉倒深巵。”⑤又云：“久假瀛王欲即真，省郎弹我作闲人。看来依旧单瓢巷，所乐超然亦绝伦。”⑥至咸昌， 寄诗给郑梦周云：“向来京辇暂奔波，职贻科田误我多。一个白丁真洒落，欲赓千载紫芝歌。”⑦在衿州， 面对自己的三次贬谪，李穑登新亭述怀，大有当年苏轼之风，诗云：“新亭虽少足婆娑，晚节风流默自夸。背向何曾从地理，寻常只欲望京华。高低列岫屏风古，曲折长江匹练斜。晴好雨奇看不 足，直从今日此为家。”⑧直到流放骊兴，李穑的达观依旧没有改变，其诗云：“逍遥上室与南楼，碧洞松风物外秋。有命在天须自信，安心是药更何求。”⑨李穑的诗歌创作基于深厚的学养，与权近行状所记并无违和之感，这也充分说明李穑在丽末鲜初的政治变迁中确实保持着可贵的君子品性。

三 李穑“君子诗学”的理论内涵

       李穑对君子人格的孜孜以求，对其晚年介入政治并在贬谪之际保持达观心态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心态进一步促进了他的君子诗创作，并形成了重视内在心性的诗学思想。

       李穑的“君子诗学”重视践履，以立志成为君子为目标。李穑早年以聪慧示人，十四岁便参加高丽成均试，中诗科进士。他说：“予因自念侥幸而得尔，非吾实有才也，学不可以不力，于是立志于学。”①又说：“我昔岁辛巳，行年十又四。立成百字诗，侥幸取进士。已耻为小人，祗愿为君子。及游学中华，益励前日志。”②可以看出， 立志是君子养成的第一步。他作诗道：“君子当立志， 立志学始通。君看断港水， 何由朝海东。盈科必不止， 道明如日中。奈何自画者， 扬扬夸寸功。”③君子立志要远大，眼界要开阔， 勤奋好学， 学问才能通达。李穑还将这种志向与君子的天下情怀相关联，重视君子行道的实践活动，其诗云：“君子志其大， 达可天下行。口腹岂曰小， 于道斯为轻。”④又云：“君子当远游， 远游见真情 。仲尼欲行道， 春风吹物生 。谁知栖栖际， 过化功乃成。”⑤但身处元明战乱中的李穑，很难去周游各地，实现自己的“四方之志”。晚年他 感叹说：“予既冠，游燕京璧水，弦诵之隙，与四方同舍，问其乡里古圣贤之遗迹及其衣冠风俗山水景致，各各不同， 默自计侥幸试中，当乞外补， 或承差走四方，必足履目睹， 然后快吾志，然后归老于家 ……而天下大乱， 亲又老， 弃官东归， 遂至于今衰且病，四方之志扫地矣 。  自奉金陵正朔以来，见吾曹驰驲南去，未 尝不歆羡其行，而益叹吾身之衰，吾志之不遂也。”⑥

       君子养成的关键因素在于存养君子心。何谓君子心？ 李穑诗云：“一咏螽斯羽， 百年君子心 。正家先正己，惕若惜分阴。”“有象应千变， 无乡只一心。养成从寡欲， 白日破重阴。”“我学无他术， 平生检此心。一毫何敢肆， 衮衮是光阴。”其自注云：“君子之道， 在于正家 。欲正家， 先正心 。欲正心， 先收放心 。收放心，一毫不敢肆是已，三章备矣， 观者幸无忽焉。”⑦“正心”本是《大学》“八条目”中的一种功夫，按照条目顺序，“正心”在“诚意”之后。朱熹解释说：“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⑧只有使心的意念活动达到真实无妄的时候，才能去做“正心”的功夫。在理学阐释中， 心指向人的思维活动能力， 具有虚明灵觉的特点，能够具众理而应万事，但也会被物欲所遮蔽。如果此心经常与物欲纠缠在一起，就不能收回往而不返的心性。“收放心”亦被视为一种理学功夫，即要不断克服私欲的影响，不敢有丝毫放纵，真正做到“尽心知性”。李穑的君子心，实际上是理学家所说的人本来具有的虚明灵觉之心。

       如何存养君子心，理学家的修养论提供了经验借鉴。李穑诗云：“君子有所思， 三思又兼三。明明方寸间，自与天地参。《中庸》述天命， 行路之指南。沉潜勿卤莽， 气象方岩岩。怠惰中枵然， 他年当自惭。主一守敬字， 水净天光涵。”①又云：“君子慎所趋， 歧而卒难正。纷纷物欲中， 耿耿有天命。毫厘谬千里， 条理当自整。狂风卷洪涛， 微澜生古井。动处审其机， 施功先自静。威仪有三千， 只在毋不敬。且看物之变， 冥冥一虚净。”②在诗中， 李穑阐明了理学家“持敬”与“慎独”的修养功夫。“持敬”是程颐倡导的修养论，其方式便是“主一”，即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意识的养善闲邪，对其他事物无所用心 。③“慎独”是《大学》所讲的“诚意”功夫。按朱熹的解释，“慎独”就是人在独处的时候要谨慎地把握自己的心理活动。④李穑诗中所咏“动处审其机， 施功先自静”即是“慎独”功夫 。从另一方面讲，“持敬”与“慎独”的功夫就是要克服物欲私利对心性的侵扰。李穑诗云：“始也谓君子， 将透人鬼关 。中焉杂义利， 小人君子间。渐渐物欲炽， 乃今如石顽。但知诡获十， 宁复避险艰。嗟嗟我后昆， 慎勿奴尔颜。奴颜岂不易， 所惧流于奸。”⑤人心不古， 在义利之间， 人容易受私欲驱使而流于奸邪，君子的“慎独”功夫便是无论何时都能够洞悉公私义利之辨，省 察人心之危， 从而达到遏制人欲，存养本心之善的目的。

       言为心声， 君子心又推动诗歌创作的生成。李穑诗云：“世事年来足是非，寸心倾写有良知。后生可畏吾衰矣， 至道难闻子慎之。”⑥又云：“遇险亦易涉， 探奇宜沉吟。聊以写情性， 乐哉君子心。”⑦“寸心”即“君子心”，在理学家看来，“心”赅括性情，是性情的统摄者和主宰者，显见于外的辞章皆由心性而来 。朱熹说：“圣贤之心， 既有是精明纯粹之实以旁薄充塞乎其内，则其著见于外者， 亦必自然条理分明，光辉发越而不可掩盖。”⑧这为文学的生成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受此影响， 李穑进一步明确了心性之于文学的根本意义， 他说：“文章，外也，然根于心。心之发， 关于时， 是以诵诗者不能不有感于风雅之正变焉。叔世章句， 日趋于下， 无怪乎正音之不复作也 。幸而有孤凤之鸣于鸟群，又其声随风而去，去益远而余音不可得接矣。”⑨“文章根于心”强调的是内在心性的主导性，它对雅正作家性情，弘扬中正平和的文学风尚起到矫正时弊的作用。

       “君子诗学”与理学家所倡导的“有德者必有言”的说法密切相关，因为“君子”可以指向“有德者”，又由于两种观念主张相似的文学生成模式，因此它们可以相互阐发 。李穑指出：《孟子》论尚友曰：“颂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吾尝谓论文章，亦当如是 。文章，人言之精者也，然言未必皆其心也，皆其行事之实也 …… (李承休) 不才而颖脱若是乎！ 不贤而蝉蜕轩冕乎！道不积于躬， 而名能动三朝之听乎！教不行于家， 而能世济其美乎！见诸行事之实者既如此，虽不睹其全集，其根于心， 著于文辞者， 从可知已。呜呼！ 有德者必有言，予于是益信 。⑩

       李穑看重孟子文学批评中的“知人论世”说，有意提升“人”作为创作主体的价值 。有“人”便有“心”，在理学范畴中，理想的“心”是一个包含了仁义礼智的道德境界的全体，其外在的活动实践必然要以心性的本然之善为内在依据，呈现为由内而外的体用关系 。而这个“人”被视为“有德者”。程颐说：“孔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何也？ 和顺积于中， 英华发于外也，故言则成文， 动则成章。”①“积于中”就是培植心性的本然之善，“发于外”即呈现为外在的言语或辞章写作。由于圣人心性完满，因此能够摅发胸中所蕴，自然成文。所以，“君子诗学”又是针对“有德者”进行言说。李穑在讨论辞赋流变时，将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融合，他说：“凡饰于外者日增，而积于中者日削，枝叶茂而本根弱，甚可怪也。使本根苟壮而扶疏其枝叶也，亦何伤哉。”②在李穑看来， 作家的德性修养决定着文章的优劣，这与根壮才能枝繁叶茂的道理是一样的。“有德者必有言”所强调的由内而外的文学生成论，在“君子诗学”视角下被解读为“根”和“枝叶”的关系。

       李穑的“君子诗学”深受中华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作为理学东传的重要人物，他一方 面得到高丽儒士李齐贤和家父李榖的启蒙与教导；另一方面还有机会进入大都国子监，受业于中原大儒欧阳玄、宇文公谅、吴伯尚等人门下，而后者对李穑儒学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权近说：“(李穑) 在学三年，得受中国渊源之学，切磨涵渍， 益大以进， 尤邃于性理之书。”③东归以后， 李穑“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训进后学，孜孜无倦， 陈说大义， 辨析微言， 使之焕然冰释，东方性理之学繇是乃明”④ 。正是儒学的长期浸润，李穑对君子人格情有独钟，其君子诗和“君子诗学”不仅丰富了高丽末期的诗学形态，亦是 13世纪中国 儒学思想域外传播的结果，并书写了两地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总而言之， 李穑的“君子诗学”是在中华文化传统的滋养下形成的，他对何谓“君子心”，如何存养“君子心”以及“文章根于心”等都作出了明确阐释，这建构了“君子诗学”的主要内涵。与此同时， 他以家国为大计，在高丽末期的政治纷争中积极挽救王氏于危亡之中， 表现出坚毅而刚强的君子风范，即使事败被 贬，也依然能够坚守君子之道，尽其所当为， 不为外物所累 。李穑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自觉，积极推动了高丽末期“君子诗学”观念的传播， 并对李氏朝鲜时代的诗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君子文化创始人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