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创造性地阐述了“君子”论，它以“学而成人”的“德性”养成与“中道而行”的“德行”践履为两翼，蕴含着本心的知性与现世的实行的统一。“学而成人”，强调君子作为主体人格的自由自觉，敞开从“悦”到“乐”再到“不愠”的主体情感和志向的意向性生成过程。“中道而行”，将“修仁”与“习礼”统一于“中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肯定性原则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否定性原则的对反并举。“中道而行”是君子能够实现“学而成人”的日常践履和方法论自觉，它包括了主体人格的自由自觉、知耻知礼、崇德有让、权责有界。

荀子就君子的内涵、构成、形态、特点、表征、地位、准则、境界、情感、工夫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了“君子之学”和“君子之道”这两个核心理念，使之贯穿始终。就君子的本质规定而言，荀子言传的“君 子”的含义包括三方面，即作为多才广识的君子(才)、作为地位显贵的君子(“位”) 和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 (“德”) 。就君子的道德品性而言，荀子主要强调君子从公、君子贵当、君子爱人、君子中庸和君子致诚五种意蕴。就君子的价值追求而言，荀子更为彰显君子以“善”为标志符号的道德价值追求，极力倡导君子尚道、积善和必辩。就君子的地位作用而言，荀子大致从君子治百事、君子理天地两个层面加以阐释。就君子的自我修养而言，荀子着 力阐发了君子的为学和修身两种修养之道。

耻与荣、辱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对成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荀子提出了“ 能为”与“ 不能为”“ 由 中出”与“ 由外至”两组原则作为君子树立正确耻感与荣辱观的判断依据，指出君子应以做不到提高道德修养 等本应“ 能为”的事情而感到可耻；同时，应该以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等完全取决于自我选择的事情为荣，以 缺乏这些事物或因缺乏这些事物而导致身体和尊严的损害为辱 。而君子只有依照“礼义之道”来行动，才是 取荣避辱的根本之道 。荀子对君子之耻与荣辱的系统论析不仅拓展了相关论题的理论深度，而且“ 能为”与 “ 由中出”概念中体现的对君子自我决定意义的强调，也突显出其道德学说所蕴含的自律论面向。

在中国走向现代平等社会的过程中，“君子人格”的高尚伦理是否还有意义? 它的性质和作用主要 是什么? 这需要追溯到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君子人格”的含义和特点。梁启超根据《周易》，将君子人格的基本 特点概括为“ 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点，但关照人性，更需要强调前者的“勉强”和“ 自胜”，后者的“积德”和 “包容”。仔细分析“君子人格”的具体内容，则可以依据现代的眼光，重视其中的“义利之分”和“忠恕之道”。而将君子伦理与古罗马的高尚伦理做一比较，当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传统中国“君子人格”之“文质彬彬”的特质。

在西方，“法治”意味着“多数人之治”（ 民主），“人治”则意味着“少数人之治”。但在我国古代的“法治”观念里并无此义。却认为法为道之用，因而在法治国家里执政者就是“执道者”。所以只有知道、行道者的“君子”才能承担这一神圣任务。而“君子”在社会里却是少数。所以，“法治国家”并不意味着“多数人之治”，而是“君子之治”。这一“法治”怎么评价？想就此谈点浅见，并与西方的 “法治”观念作一比较。

在先秦儒家共识性观念中,君子是集理想性、经验性、世俗性于一身的存在,他们在怀抱“士志于道”之理想的同时,又积极与世界互动,以避免理想堕于伪善。在此意义上,有“君子不器”“修己以敬”“义以为质”“颠沛必 于是”四重精神准则支撑君子的光辉气质。从事实的角度看,虽然社会稳定多数时候靠的不是君子,但那些作为良善主体的君子和具有温厚情怀的君子依然发挥了促进美好、维系生存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士人政治中,君子是社会整合、协调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论语》《孟子》中,“君子”的具体所指并不统一,意义可分为若干类。到了《荀子》那里,君子基本上指兼具道德与才干两个方面素质,具有意义的确定性。由此可证,先秦诸子的经验认识由类别性向一般性发展了,这是《荀子》重要的思想贡献。当然,假如认为经验的“类”再“统”也是有限的,基于经验的“类”的一般性不在普遍理性的范畴内,那么《荀子》的“君子”也不是一个概念。现代以来基于理性的分析,是套用西学范式的研究,并没有从诸子文本的客观形态出发。

董仲舒吸收了上古方术、黄老道家学派的思想 ,对先秦儒家的治身学说做了系统化的理论构建与逻辑演 绎 ,把“ 中和”之道视为治身的根本法则 ,突破了先秦儒家抽象化、境界化的“ 中和”观念 ,在天道宇宙图式中搭配阴 阳、四时、五行元素 ,勾勒出动态、立体、有序的“ 中和”运行原理 ,为君子治身找到了可靠的理论依据与坚实的信念本 体 。董仲舒把食、色两大本能欲求从道德领域上升至天道高度 , 以“ 中和”为人的两性结合与饮食节律确立行为准 则 。其中 ,养气是治身的关键 ,董仲舒强调以“ 内充”“ 自渐”的方法养人之和气。但是 ,天赋予人的生命潜能是有限 度的,一旦超出天所设定的范围 ,就会对个体生命造成非自然损耗 ,人能否自觉顺应“ 中和”之道治理身体 ,将决定其 寿命的得失长短。不同于孔子的命定论 ,董仲舒主张在天道法则与个体成长需求之间保持一种合理张力 ,肯定了人 之为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态智慧尤为典型地体现在儒家的君子理想人格上。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特质包括： 中庸之道、忠恕之理、慎独之境、素位之规、重义之选。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主要体现为：反求诸己，平和自知；安贫乐道，自强不息；中道而行，和而不同；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的当代价值主要 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人与人和气共赢的智慧；人与自身和悦共处的智慧。

“君子诗学”是对李穑晚年诗学思想的总结。李穑因参与高丽末期的政治纷争 而陷入困境， 他以家国为大计，表现出不为外物所累的达观心态 。这种心态进一步促进了他对“君子诗学”的实践，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创作上追求君子所固有的坚毅刚强和乐天知命的精神风貌；二是在理论上重视心性修养，以“君子心”作为文章写作的根本。“君子诗学”的形成得益于李穑深厚的中华文化修养，是 13 世纪中国儒学思想域外传播的结果，并对李氏朝鲜时代的诗学思想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