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瑞婷：怀文抱质，彬彬君子 ——从《中论》看徐幹的儒学修养

怀文抱质，彬彬君子

——从《中论》看徐幹的儒学修养

葛瑞婷  硕士  山东师范大学

       徐幹，东汉时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据“无名氏”所作的《中论》序推断，他的生卒年应当为东汉灵帝建宁四年( 171 )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 )。《三国志》载：“幹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徐幹曾在曹操和曹丕手下做官，后称病辞官回乡，过起了“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中论》序)的清贫生活。徐幹对名位毫不留恋，而是专心著书，以自己读书体道的收获创作了《中论》，以孔孟正道对现实社会的弊病进行了批判，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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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幹位列“建安七子”之一，因不《中论解诂》书影恋权位、潜心著书，成为建安文人中比较特殊的存在，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名望。曹丕和曹植都十分看重和佩服他的才能。曹丕称赞其“时有齐气”(《典论 ·论文》)，又盛赞他的辞赋创作：“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典论 · 论文》)他给予《中论》很高的评价：“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又与吴质书》)他认为“建安七子”中，只有徐幹  凭借《中论》“立言”不朽， 流芳后世。

       “怀文抱质”“彬彬君子”也出自曹丕对他的评价：“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又与吴质书》)“怀文抱质”是称赞他既有文才又有内涵，内在品德高尚，外在行为合乎礼法。“箕山之志”的典故讲的是上古时期许由的故事，曾经做过尧、舜、禹三人之师的许由，为了躲避尧禅让帝位而跑到箕山隐居。曹丕以“箕山之志”形容徐幹，主要是为了称赞他的清正质朴，不恋权位。实际上徐幹对社会政治仍然抱有热情，他只是不愿在乱世中做官，选择著书立说也是为了能够有益于现实社会。

       曹植也很敬佩他的才能，屡次劝慰他，还特意作了《赠徐幹》一诗：“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宝弃  怨何人？和氏有其愆。”(《赠徐幹》节选)他同情徐幹的遭遇，肯定他的才华，同时希望他不要失去信心，要把握时机发挥自己的才能。此外，建安文人中的吴质对徐幹称疾辞归的行为也有很高的评价，在《答魏太子笺》中将他与西汉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并称：“至于司马长卿称疾避事，以著书为务，则徐生庶几矣。”可见他称病隐居、潜心著书的行为受到了时人的尊重和仰慕。

       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对于徐幹的重视和研究与他的影响和地位并不相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徐幹大多数时间潜心闭门读书体道，史书中对他的记载较少。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徐幹的性格特点、人格修养以及《中论》的文风，在当时都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当时，其他士人逐渐对儒家思想产生怀疑，更多地将道家思想影响下的通脱之风和浮华的审美情趣作为生活方式。吕文明在《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中曾经提出：“儒风衰微，经学不振，士人不以儒家修身治平思想为宗旨。”(吕文 明：《从儒风到雅艺：魏晋书法文化世家研究》)徐幹仍然能够保持儒者之风，潜 心著述，抱朴守真，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他的珍贵之处恰恰在于此，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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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书中对于徐幹家世背景的记载比较少，《三国志》中仅提到他是北海人。有关徐幹家族，可以从“无名氏”为《中论》所作的《序》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据考证，为《中论》作序的应是与徐幹几乎处于同时而且对他十分熟悉的人，因而序言中的记载应当比较可信。(参见韩 格平：《徐干〈中论〉杂考》)《中论》序指出他是“北海剧人”，“其先业以清亮臧否为家，世济其美，不陨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再加上他“未至弱冠，学五经悉载于口”，可知他的家族应当是有深厚文化底蕴、以读书传家的士族。清明正直的家风，历经几世传到徐幹，使得他虽处于乱世，仍然能够持守本心，恬淡寡欲，成为时人眼中的“雅达君子”(《中论》序)。

       徐幹从小便聪慧好学，“未志乎学，盖已诵文数十万言”(《中论》序)。他 14岁便开始研读“五经”，未及弱冠就已经博学多闻，下笔成篇。“学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矣。”(《中论》序)然而可惜的是，徐幹生不逢时，混乱的政局和黑暗的统治使得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国典隳废，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名，竞相尚爵号。”(《中论》序)面对这种士风，他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只好继续选择闭门读书。“(徐幹)遂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以六籍娱心而已。”(《中论》序)《中论》的诞生就是他读书体道的结果，“怀文抱质”的徐幹将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热情和理想都寄于此书， 体现了他的儒学修养。

二

       后人常以《先贤行状》中所说的“清玄体道”“轻官忽禄，不耽世荣”为据，认为徐幹的价值取向更倾向于道家思想。事实并非如此。这一评价针对的是徐幹在创作《中论》时，表现出的以理性思考见长和强调社会批判的特点。

       首先，徐幹所体之道，是圣人之道、君子之道，与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 · 里仁》)中的“道”应当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徐幹不愿入仕不是因为他不关心政治，而是因为他觉得入仕并不能实现他的抱负。曹操当政时，徐幹也曾入仕做官。《三国志》记载“幹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五官将文学”，与《中论》序中“会上公拨乱，王路始辟，遂力疾应命，从戍征行”的说法相符。这说明徐幹曾不顾病体，勉力精神，以图有一番作为。但他很快发现曹操只将他作为附属的文学侍从，这与他的远大理想相去甚远。因而他再次选择称疾隐归，专心完成《中论》的写作。

       徐幹的理想追求始终是儒家的积极入世。曹丕对于徐幹“时有齐气”的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他既有才气又关注现实政治是有关联的。而这种“齐气”又与齐地之风有所关联。徐幹是北海人，北海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齐地。刘永济先生曾在《十四朝文学要略》中指出，徐幹的才辩“有稷下诸子之风”。“稷下诸子”指的是曾在稷下学宫讲学论政的各家学者。《史记》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 · 田敬仲完世家》)值得注意的是，稷下学宫不仅是讲学、论辩之地，更是重要的咨政机构。“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 · 孟子荀卿列传》)“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新序 · 杂事》)可见稷下先生在齐国政治生 活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的论文、著述等在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同时，又带有浓重的现实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徐幹的《中论》也有对稷下学宫的描写：“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中论 · 亡国》)“然齐不益强……不用故也。”(《中论 · 亡国》)在这里，徐幹委婉地引出了自己对曹氏父子“求贤而不用之”的不满。“夫远求贤而不用之，何哉？  贤者之为物也，非若美嫔丽妾之可观于目也，非若端冕带裳之可加于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实于口也，将以言策，策不用，虽多亦奚以为？”(《中论 · 亡国》)这是徐幹有关任才用人的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作为贤才，希望能够真正得到重用，通过积极献言建策，参与政治生活的理想和追求。这种理想和追求的内核实际上就是儒家的修齐治平。

三

       徐幹始终以继圣救世为念，他创作《中论》的出发点就是：“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著述，唤起人们对孔孟之道的信仰，改变当时的乱象。“君子之辩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中论 ·核辩》)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作《中论》。《中论》是徐幹阐明大道之作。“上求圣人之中”说明《中论》所发的议论，是从先圣的思想和观点中选取其中有益的部分，并结合徐幹自己的观点加以阐述。《中论》现存 20 篇， 每篇的议论几乎都引“《易》曰”“《书》曰”“《诗》曰”“孔子曰”“《传》曰”等经传作为论据来论证观点。这体现了徐幹对儒家经典的深刻把握，《中论》是他深厚的儒家修养的集中表现。而“下救流俗之昏”说明《中论》的内容都是有针对性的，是有现实功用的。

       《中论》的内容可以分为修身处世和治国理政两个大的方面。《中论》曾作为两卷本流传，上卷为修身，下卷为治国。其内在逻辑也是以先修身后治国的顺序展开的，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关修身的内容集中在《治学》《法象》《修本》《虚道》等前12 篇。治国的内容集中在《历数》《夭寿》《务本》《审大臣》等后 8 篇。

       修身之道，治学为先，因此《中论》以《治学》开篇。徐幹首先对学习的意  义、目的、内容以及志与学的关系等进行了阐释。“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学也。”“故六籍者，群圣相因之书也，其人虽亡，其道犹存。今之学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达矣。”“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中论 · 治学》)以上是徐幹对先秦儒学所提倡的治学观的继承。发展的地方则在于，他对当时某些治学之人虚假伪饰之风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假先王之遗训以缘饰之，文同而实违，貌合而情远。”(《中论 ·考伪》)这类人被徐幹称为“鄙儒”。

       对鄙儒的批判，是徐幹《中论》“救流俗之昏”的重要内容。除了《考伪》之外，《核辩》和《谴交》分别对“饰非而言好”和“广求以合众”的士风展开了批判。《核辩》篇中，徐幹指出辩论是为了辩明道理，明辨是非。“夫辩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辩之为言别也，为其善分别事类而明处之也。”(《中论 ·核辩》)并由此引出了《中论》的核心观点“中”，即“明大道之中”。《谴交》篇中，徐幹对结党之风进行了批判。清  议的兴起最初是为了对抗朝中的阉党和外戚，然而“矫枉故直必过”，最终酿成了结党营私的恶果。徐幹在《谴交》篇中批判了“不修道艺，不治德行，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的士风。徐幹成年后不愿入仕，转而选择闭门潜心体道，正是他言行一致、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的表现。

       对鄙儒的批判最终演变成了名实之辩，也正是徐幹的《中论》在哲学理论上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地方。针对当时辩者不论是非曲直，仅凭巧言善辩、文过饰非，“盖闻辩之名，而不知辩之实”(《中论·核辩》)的弊端，他主张：“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在他之后，名实之辩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

       《中论》的第二部分主要谈的是治国 理政，涉及了历法、国运、务本、安民、君臣之道等多方面的内容。最终指向的是圣主贤臣、治世太平的政治理想。在提到为君之道的时候，徐幹认为明君应当赏罚分明、任用贤臣，并且要谨慎地听从身边人的意见。在佚篇中，他又指出仁君应当以孝道治国，提出了应当恢复守孝三年的制度。在当时提倡薄葬简俗的时风中，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对这一点的理解，应当从徐幹希望恢复圣人之治的角度去看。徐幹对为臣之道的阐释，是在个人修身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士人在治学修身之后，就应当入仕做官， 治国平天下。

       综上，徐幹的《中论》创作于东汉末年，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战乱频仍，国典隳废，大一统政权逐渐瓦解。面对崇尚  德行却矫情过甚、重视名节但又实属虚伪的士风，徐幹指陈时事、力克时弊，并将补偏救弊的方案重新归于孔、孟中正之道，在乱世之中坚守对儒学的信仰。他提倡先从修身做起，通过治学、务本、明道等方式完善自身，这样的话，当圣明君主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入仕做官，通过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的抱负。明朝王世贞以“颇朴而近于理”评价《中论》的文章风格，刘熙载在《艺概 ·文概》中也有“说道理俱正而实”的评价。实际上，徐幹的《中论》是较为典型的子书，以说理明道为目的，其内容集中了他读书体道之后的思想和观点。我们从中读到的是一位儒生在阅读经典后的体悟，更是一位儒士对现实政治的责任。

       纵观徐幹短暂的一生，少时苦读儒家经典，立志救世；成年后，不愿攀附权势、与他人结党，转而放弃入仕，选择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意图以孔孟之道改变污浊的世风。这期间，他也曾经以为圣主出现，短暂地参与过现实政治。最终又因为不愿做侍从之官，回到自己的家乡，过起了清贫的生活，继续通过著书完成立言不朽的理想。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许多贤者的品德，使我们想到了删述六经的孔子、安贫乐道的颜回、传授《尚书》的伏生以及以布衣称“经神”的郑玄。徐幹抱朴守真、安贫乐道，同时又积极进取、关心时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怀文抱质，彬彬君子”不仅代表了当时士人对他的认可和肯定，也成为后世儒生的典范。王昶在《诫子书》中评价他“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 惟道是务”(《三国志 ·魏书》)，是十分切实而精当的。

君子文化创始人张子